杨炯的诗歌也正是从各个方面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有的写离情别绪,有的反映边塞生活,有的描绘山川风光,有的抒发个人抱负。从总的倾向上说,他的诗歌是继承了抒情言志、反映现实的进步传统的。
如卢照邻《行路难》:以渭桥边的枯木发端,述说世事艰辛,蕴含了强烈的兴亡之感。其笔触显然从狭隘的宫廷转向了广袤的社会,其情怀也从个人生活转向了对沧海桑田的感慨,跨越古今,思索历史,探索人生,将世事无常和人生有限的悲哀,抒写的淋漓尽致。
与这首诗歌行相比,骆宾王《上吏部侍郎帝京篇》的境界更开阔,气势更宏博,影响也更大。诗歌从当年帝京长安的壮观与豪华写起,首叙长安城形势之恢宏,宫阙之壮伟,在对历史与人生的思索中,不仅强化了诗歌抒情厚度,也强化了诗歌的思想力度,形成了“上官体”所无法企及的“宏博”之势。
这种愤愤不平,使诗歌在内在气势上更加激越昂扬,宫廷诗人以应制奉和和颂美为主的创作倾向,至此完全转向了个人真性灵的描摹。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对雄壮刚健的诗风的追求,丰富了“风骨”的内涵,为盛唐诗歌及以后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理论导向,使其沿着健康的诗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