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是美国难以治愈的“心病”

　　朝鲜战争是美国军政要员及其亲属死伤较多的一场战争。艾森豪威尔的儿子不得不到朝鲜作战；杜勒斯的侄子被志愿军击中头部，后变得极度狂暴，被送到瑞士的一家医院疗养；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因座车与韩军卡车相撞车翻人亡；后来的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的儿子被炸身亡；“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之子3次受伤，伤势严重。共有142名美国将军的儿子上了朝鲜战场，其中有35人战死或战伤。

　　战争也给美国民众留下了难以抚慰的心理创伤。美国史家称，朝鲜战争是“从未从事过的最艰苦和最困难的地面部队战斗”，“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第一次不能宣告胜利的战争”，“一场苦涩的战争”；是“既不得人心又不体面，所以也不受欢迎的一段记忆”，“历史中的一个黑洞”，“一场没人愿意再去回忆和了解的战争”，“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朝鲜战争的结局“丝毫也未能振作美国的民族精神”。一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因回国后不被认可和理解，“一直把这段往事深深埋藏于心”，他们自建战争历史陈列室，但“不对外人开放”。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迟至1995年朝战停战42周年纪念日才建成。美国著名公共历史学家托兰将朝鲜战争称为“漫长的战斗”，用“漫长”这个侧重心理意蕴的词语来注解朝鲜战争，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五味杂陈的对华心态

　　对于朝鲜战争，有美国作家称之为“民族意志重大冲突的竞技场”。经过不到3年的激战，志愿军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打破了世界头号强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无奈地接受了现实，但沮丧、忌惮、不甘、不服、报复等心理五味杂陈，成为影响其日后对华心态的重要因素。

　　令美国人沮丧的是，中国“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朝鲜战争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一下子成了“重量级”。美国人也承认中国“赢得了声誉”，“是一次值得自豪的成功”，在政治上确立了“在亚洲大陆的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意义无法估量”。

　　对中国的无奈，在美国高层尤为明显。在停战前夕的1953年6月，一直拒不承认新中国的杜勒斯对台湾当局的“外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说：“两个中国之存在，正像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两个越南一样。”这其实就是对新中国一种很无奈的承认。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1月承认，美国是“没有机会打胜”朝鲜战争的。被尊为“美国记者之父”的大卫·哈珀斯塔姆说，朝战后，中国成为更“让共和党头疼的一个问题”、“最大的心病”。

　　对中国的忌惮，也显见于美国政要的言行中。志愿军“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使美国清楚地看到“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朝战后就“下定决心在不让美国步兵在亚洲再度作战的前提下保卫美国的利益”。在1954年的印度支那危机中，杜勒斯虽屡屡威胁中国不要介入印支事务，但内心却不想贸然卷入同中国的冲突，因此在同年9月反对美国匆忙对解放军炮击金门作出反应，担心重蹈法国在奠边府的覆辙。艾森豪威尔自称比任何人都坚决反对让美国卷入印支的热战，力避与中国发生摩擦，担心被蒋介石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许多国会议员在1954年都反对在印度支那使用美国军队。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美国舰队屡屡侵入台湾海峡，但未敢对中国动手；越战时美国未再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其地面部队始终未敢越过北纬17度线，这些恐怕都与朝鲜战争的心理影响大有关系。

　　也许朝鲜战争还在一些美国人中产生了一种报复中国的心理。一些高层领导人心灵深处无法向公众透露的“深深的受挫感”，在战争结束时已演变成一股对中国“强烈而持久的不解冤仇”，甚至“一种血海般的深仇”，故一直“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杜勒斯在1953—1954年反复表示，美国要不惜承担风险与“中国共产党斗争”，甚至多次宣称要“消灭红色中国政权”。受此种心态驱使，战胜曾经打败过自己的敌人，在很长时间里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朝战后强化对中国的遏制，更成为美国的一项长期政策，只是表现和手法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