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两人的合作蒸蒸日上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纠纷,导火索是合写论文的署名顺序问题。按惯例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列,因此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起初对这要求很吃惊,最后勉强同意。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
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没有想到,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