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后病情加重,他住进了医院。
但他依旧相信美国医疗,相信特朗普对病人数字的质疑:“洛杉矶最大的LAC+USC急诊,秩序井然,隔离区的病房也有空余,所以纳闷这么多病例都在哪里?”
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住进的不是ICU,而等死区,没有任何救护的等死区。
最黑色幽默的是,他死前还在做着天使降临的美梦。
然后,以身证道,真的死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落基山”。
02
“河山硕”不是唯一一个在美国的中国公知,也不是唯一一个因新冠死去的。
正如《三体III•死神永生》中托马斯维德说的,“无数死了的人中的一个”。
只是,因为其去世前后如此具有讽刺性意味,才有如此多的关注。
事实上,抛弃祖国,奔向“自由国度”,还没因新冠而死的公知们,还有很多。
比如今年旧金山交响乐团华裔中提琴副首席刘韵杰,在推特上发了一张图,把中国国旗的五角星换成了新冠病毒,并称之为“中国病毒”。
这还不算完,他还在下面用中英双语标注“MadeinChina中国制造”。
不仅在推特上,刘韵杰在朋友圈也发表了大量反华的言论,甚至怂恿大家将中国护照扔了,换一本“文明国家的护照”。
有人也许会奇怪,这些人生在中国、长在美国,为什么到了美国,反华反得比外国人还起劲,对祖国如此仇恨?
其实,除了一些人是专业吃反华这碗饭的之外,其他大部分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可以称之为皈依者狂热。
什么是皈依者狂热?
西方心理学者在研究宗教新信徒的相关案例时发现,并不完全虔诚的新信徒,相反却往往比“根正苗红”的老信徒更加虔诚、更加狂热。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抗战时的汉奸伪军,往往比起日军对待自己的民族更狠。
比如明明是列强殖民地的人,反而自觉是“高等华人”,比内地人高人一等。
比如2017年,香港多所大学校园内出现“港独”横幅和海报,激起各方强烈声讨。
这本是香港废青的狂欢,但竟然有一位来自四川的高考状元、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唐立培,不但为港独分子辩护,更是称呼国内同胞为“支蛆”。
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微博发表长文评论:“(唐同学)要不顾一切地‘融入’那个圈子,也以那个圈子的是非标准看待一切,竭尽全力显得更像个‘香港人’,或者比‘香港人’还‘香港人’,才会在那个圈子里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