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有多厉害 王亚樵为什么被剥面

　　王亚樵，谱名玉清，别号擎宇，又名王鼐，字九光，后人称“九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是冒险家的天下，1913年的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年仅26岁的安徽人王亚樵带着几个人走下了火车。初到上海的王亚樵身无分文，为了谋生只好带弟兄们云码头扛包。第一天，七、八个大汉把王亚樵把兄弟郑益庵堵住大骂：“哪里来的小赤佬，敢在老子地盘上抢肉吃，找死啊!快滚!”郑益庵不服回顶了他们一句，一帮汉子窜上来就打，王亚樵见状迅速跑了过来，两人一通拳脚，很快几名大汉倒在地上。从此，王亚樵治服码头地头蛇的事传遍了上海。

　　这时一个重要人物李鸿章的孙子李少川，从合肥赶来上海，他希望王亚樵在上海为皖藉务工人员做靠山，组建一支队伍，打下自己的地盘。回程前送绐王1000块银元和50把雪亮的斧头。并告诉王，上海滩上的这些孬种，一直都是欺软怕硬、见血就怕的种，只要胆大拳头再硬，很快皖人就会站住脚。有了钱和斧头后，经过几年拼杀，很快，“斧头党”在上海也有了名号。

　　到了1916年初春，安徽督军柏文蔚从日本回国来到上海与王亚樵会晤，并把“安徽会馆”交王亚樵管理。有了固定的“大本营”，“皖藉旅沪劳工工会”发展壮大，“斧头党”的名声在上海滩越来越响，王亚樵更是名声大振。只要提起“斧头党”，没有不为之色变的。流氓大享黄金荣、杜月笙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碰到王亚樵爷头党一定要赶紧躲开!”蒋介石只要一听到王亚樵，假牙就发酸;戴笠如果听说王亚樵露面了，第一反映就是检査门窗是否关好。而汪精卫的肋巴骨硬是被王亚樵这三个字活活敲断的。沈醉先生曾风趣地说过：“那时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却怕王亚樵。”

　　因为王亚樵“斧头党”从不欺弱霸市，而是很守规矩。一些街头小流虻无赖，自然也是避之不及。以至干赌场上的赌徒们发誓时常说：“哪个瘪三要赖账，让他出几碰上王老九。”王老九就是王亚樵。

　　随着队伍和影响扩大，斧头党内难免出些败坏斧头党名声的无耻小人，王亚樵当机立断，惩处小人，加强党的内部管理和建设，同时聘请当时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李次山为“安徽旅沪劳工工会”法律顾问，使“斧头党”能够运用法律保护自己。不久，王亚樵又推动改组了“安徽旅沪劳工工会”，推举追随孙中山干革命的柏文蔚为会长。当然，实际上还是王亚樵负责。这样以来，王亚樵与政界高官、皖籍名流有了联系和交往，并和国民党西南派一直保持亲密联系。同时受革命党所托刺杀反革命分子，当时社会上称之为“民国第一杀手”。

　　原庐州军即国民军十五师师长孙万乘，当年曾带兵围杀过王亚樵，因为参加了革命，后来也流亡上海。王亚樵捐弃前嫌，亲自为孙万乘摆酒压惊，临别时，王亚樵又送给他2000块钱，使其渡过难关。此举，一时在全国革命党人中传为佳话。

　　柏文蔚听说后，盛赞王亚樵是“豪胜侠骨，慷慨君子!”

　　王亚樵致力于暗杀，无论是手段还是目的，都与中国共产党并无共同语言。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是同情的。据王亚樵当年的学生、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人物华克之回忆：一九三一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被查封，华克之因而向王提议：“九哥，你买个印刷厂送给共产党吧，你就给革命立了盖世之功。”王二话不说，不出三天，筹款万元交华转递，使《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一年后，印刷厂又遭查封，王亚樵再次解囊，赎出被关押的工人并安置好他们的出路。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费，出资援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等等。

　　初试杀人刀

　　王亚樵首次暗杀行动的对象是淞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

　　一九二三年十月，北洋直系军阀头子曹锟贿选当了总统，徐国梁效命于曹锟手下大将、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齐燮元。徐国梁手下有七千余警察，镇压爱国人士不遗余力，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王亚樵决定拿他开刀。同年十一月十日，王亚樵选派部下李达生，化名李一鸣，伺机将徐国梁刺死。此后，王便离开上海，接受反对直系的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委任，前往湖州担任浙江纵队司令。戴笠当时在他手下任中队长，奉王亚樵为师，按江湖习惯尊其为“九哥”，执礼甚恭。一九二四年十月，卢永祥被齐燮元打败，王亚樵、戴笠同去广东，适黄埔军校招收六期生，王亚樵便把戴笠引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蒋介石大肆追剿持不同政见者，王亚樵突围到南京，痛斥同室操戈，从此致力于反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