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变法推行什么法 张居正的变法对明朝影响到底多大

　　所以高瞻远瞩的张居正就给当时正沉迷于修仙的嘉靖皇帝写了一封《论时政疏》，里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大明王朝存在的五大弊端：

　　宗室骄恣：这些享有各种特权的贵族们，不但不能为国解忧，反而公器私用，贪占国家税金和土地，对上欺瞒皇帝，对下欺凌地方，已经成了国家的蛀虫，迟早会蛀空这个大明基业的；

　　庶官瘝旷：朝廷对于人才不够重视，基本都是以资历、讨好而得以升官，也就是要么活得久，要么会来事，否则就算是才能出众也无法进入中央机构，张居正本人也是这样的，他能进入内阁完全是因为当时的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的争斗；

　　吏治因循：嘉靖皇帝工于心计，以内阁争斗来维护自己的皇权，对内阁的党争不管不顾，尤其的严嵩、严世蕃父子势力盘根错节，只顾争斗，大明行政机构贿赂成风，吏治腐败；

　　边备未修：在大明财政匮乏的情况下，自然对于边境重镇的修缮不足，本来用于防备蒙古、倭寇的卫所士兵平时疏于训练，战时匆忙应战，上级只顾敛财，不管军事；

　　财用大匮：土地兼并和军事紧急，朝廷对外支出已超过朱元璋时期的十倍之多，但收入却还不足国初的十分之一，加上对官员的俸禄和皇家用度，每年虽耗资巨万，可边境祸事、社会矛盾却一件都没解决；

　　当然此时的张居正不过二十来岁，他对时政看得很清但还暂时没有什么好办法去解决，《论时政疏》里基本列出了大明朝廷的所有危害，可却没提出要如何处理，而这些事其实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稍有点政治觉悟的臣子都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张居正一腔热血又初生牛犊，敢于像海瑞一样直言上谏而已。

　　虽然张居正痛心疾首，可对于听惯了问题的嘉靖皇帝来说无疑是隔靴搔痒，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在上疏没有任何回应后，张居正开始脱身朝廷，在故乡江陵游历了数年。也就是因为这数年游历，使得张居正得以接近地方，真切地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了解到各处问题所在，这一点就远非脱离民间的东林党可比的了。

　　张居正再次施展抱负，要等到嘉靖、隆庆两位皇帝去世之后，才得以以资历成为首辅

　　在嘉靖、隆庆两位相继去世后，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继位，而内阁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徐阶斗垮严嵩后在喜欢清静无为的隆庆政权中失宠，黯然回乡，之后在所谓的万历三阁臣中，首辅高拱被宦官冯保策划下台，高仪体弱多病，很快也就去世了，三辅中仅存一个张居正。就这样，成为了首辅的张居正得到了绝佳的变法机会。

　　在张居正眼中，大明已经是一座将垮而未垮的大厦，“其外窿然，丹青赭垩，未易其旧，而中则蠹矣”，此时已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了，大明的前景要么继续衰弱直到灭亡，要么经历变法的阵痛，冒着得罪人的压力彻底将大明修补好。所幸的是，张居正得到了以宦官冯保为首的阉党，以及以李太后为首的后宫支持，“大柄悉以委居正”，大明执政集团前所未有的团结，使得张居正终于杂万历初年开始了变法图强。

　　张居正的变法主要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同步进行，这也符合他之前的《论时政疏》和《陈六事疏》里的变法纲领：

　　在政治上，开始实行“考成法”，考核各地官员的办事效率，而不以资历入官，张居正主张“十清流不如一胥吏”，也就是曹操时期的“任人以才不以德”，对张居正来说，十个品德高尚的清流都比不过一个做实事的小官，这些人大部分都只会空谈治国，能干事的只是凤毛麟角，像这样的清流越多，国家的前途越渺茫。

　　像名将殷正茂，他在治理地方的时候就有严重的贪污行贿问题，在嘉靖朝就一直受人诟病，可就是这样一个腐败的武将，却在广西当地平定了数次流民起义，在东南多次击败倭寇，保证了大明南疆的稳定，并在广西实行官盐之法，控制盐运，增加了大明盐税收入，一直沿用到了明朝末年。“江陵当国，号能用人，一时才臣，无不乐为之用，用必尽其才”。

　　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土地清丈和“一条鞭法”，就是把之前因土地兼并而被隐瞒起来的土地全部清理出来，从万历六年开始到万历九年结束，三年的时间一共清丈出全国可耕作土地面积七百余万顷，这虽然比起朱元璋时期的八百万顷数量有所降低，可总的来说也增加了朝廷可收的土地税，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阶级的矛盾，百姓有田种，能吃饱，自然也就不会想要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