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制衣作坊难以为继，湖北人来了又走

　　晚上8点，海珠区新滘西路，上涌村村口，地上堆满了被胶带缠得密密麻麻的麻布袋、纸皮箱，里面是衣服、水桶、电风扇、电磁炉……各种值钱不值钱的家当。再过不久，这些行李就会和他们的主人一起，被塞进长途大巴，开往那些名叫仙桃、毛嘴、洪湖的湖北县城。

　　他们是在广州谋生的湖北籍制衣工人。

　　上涌村口，大包小包候车回湖北的制衣工人。

　　3月底，湖北解封时，他们满怀期待地从湖北赶回广州，回到海珠、番禺、白云的批发市场或城中村的小作坊里“复工”，但仅仅过了1个月，他们又不得不带着失望乃至绝望，离开广州。

　　逼迫他们离开的原因是作坊没有订单，行业近乎停摆，在广州的生计没了保障。

　　不仅仅是他们，也不仅仅是制衣行业，被全球疫情冲刷的众多行业和背后千千万万的个体，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光。

　　​

　　来了又走的制衣工人

　　5月6号，广州初夏的傍晚热浪滚滚。海珠区上涌村村口，等待大巴的制衣工人们脸上写满焦虑。

　　几个穿着拖鞋的中年人在售票，连路边自动贩卖机的屏幕上也循环播放着“广州-天门全年发车”的广告。

　　这里，是广州往返湖北许多市县的“野鸡大巴”上车点之一。对许多来广州打工的湖北人来说，其地位不亚于一个客车站。

　　上涌村口，湖北客车路边售票点。

　　大巴还有几个小时才到，但工人们还是早早地来到这里等候。因为大巴的行李箱空间有限，如果自己大包小包的行李抢不到位置，可能就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回家。

　　他们不想在广州多待一天，因为多待一天就意味着多一天的花销。——哪怕城中村里的猪脚饭只卖10元一碟，工厂周边的住宿床位只需12元一天。

　　路边售票的大哥介绍：“持续十几天了，最开始每天八九趟车，走六七百人，现在（每天）还是能卖出去一百多张票。”粗略估计，单是这一个点，过去半个月就已经有超过一万湖北人从这里离开广州。

　　“保守估计，这几天至少走了1000人。”一个自称“中大布匹市场公司员工”的男人拿着纸笔，在这群候车返乡的湖北工人里来回穿梭。他接到任务来做问卷调查，A4纸上列了好几个“湖北工人离穗原因”的选项，其中“工作原因”一栏，被满满地画了几页正字。

　　“一天十几个小时还赚不到两百块钱。”在跟上述中大布匹市场员工交谈时，等车的王师傅的声音提得很高，引起了人群的一阵骚动。

　　七嘴八舌，讲的都是连日来收入惨淡、入不敷出的窘况。

　　一个月前，被疫情困在家中多日的王师傅坐了13个小时大巴，从老家天门一路赶回海珠，牙都没刷，就赶到大塘、沥滘等城中村里打算找点熨烫、打包等“尾部”工作“炒更”补贴家用。

　　王师傅干这行超过五年，已经是个熟手工人。正常来说，在制衣厂里，一位熟手工人每天的收入就可以有五六百块钱。但今年大多数工厂没单，就算是有单，工厂小老板们为了节省开支，能自己做的就不招工人来做；即便招工，也把工资压低接近一半。“吃力不讨好。”王师傅叹口气。

　　“回来了1个多月，有20天是没活干的，买完车票回家身上一分钱不剩。”普工陈姨是位剪线工人，平时1天能剪三四百件“飞仔”，赚150元，如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情况，让她抱怨“还不如回家种菜”。

　　入行半年的小田是位裁床技工，去年才从职校毕业的他，3月底才来到了番禺南村的一家大厂里“实习”，在4月份结束之后，他就被主管以“经验不足”为由打道回府。但他知道，这只是工厂为了裁员的说辞。“工资没欠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难以为继的工厂作坊

　　就在制衣工人们一边候车，一边互相吐苦水时，一辆印着货拉拉字样的面包车驶到了他们身后的上涌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