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制衣作坊难以为继，湖北人来了又走

　　几名上身赤裸的壮汉从村里搬出来了三台缝纫机，放到了面包车上。那是三台最新款的“杰克平车”，新买一台要两千七，但周先生却选择以3000元的总价，把它们“当废品统统卖掉”。

　　“根本接不到单做，卖了把上个月房租抵掉就洗手不干。”跟很多湖北老乡一样，周先生跟妻子在5年前来到上涌，在村子里租了一个40平的单间，购置几台设备，请来几个临时工，专接一些外贸厂的派单，但今年却无单可做。

　　“80%的欧美外单都被取消了。大厂还能接点以纯，MjStyle等国产牌子做内销，我们这些小厂根本没办法生存。3个月白交了2万多块钱的房租水电，1分钱收入都没有，再这样搞，赚多少都不够赔。”

　　大门紧闭城中村制衣“工业园”

　　从2月份开始，广州各行业的协会都发出了减租、补贴、共克时艰的呼吁，但“暖企”政策惠及不到这些犄角旮旯里的小作坊，房东也没有给周老板减租，反而按照合同，例行地涨了10%的租金。

　　为了止损，周先生选择“自行了断”——卖了设备，停了工厂，准备回家“避难”。“疫情结束了再回来看看，说不定能‘东山再起’。”

　　但很多其他的工厂主、作坊主，也许永远都等不到“东山再起”的那一天了。

　　滴滴司机林师傅的车前放了一个牌子“承接手工”，上面写着“出货快，质量高”，希望哪个乘客刚好有需要能给点订单。以前他的主业是开手工作坊，专门接海珠制衣厂的订单做吊牌。“去年形势好，大的单子一次有几十万件，招几十个能做好几个月。”林师傅说，“今年，几百件的单子都没有。”

　　“以前一个晚上我们最少能烫个五六百件，双十一的时候一晚两千件也做过。过完年回来制衣厂都没单给到我们了，好的时候一两百，差的时候三四十。”红姐跟老公“夫妻档”在康乐经营了一家整烫店。因为成衣下线较晚，以往每天都要通宵开工，赶在第二天早上八点之前厂家上门验货的她，最近睡了很多懒觉。

　　“还是累点好，累点有钱挣。”她的档口因为兼营小卖铺，还能维持收入，但她附近的专机、纸样、印花等等小作坊，大多已经关的关，倒的倒。

　　“二三月份是有单没工人，四五月份是有工人没单。”章厂长在鹭江主理一家制衣厂，200多平，30多个车位，年后新接了一个外贸单，工人、布料都到位了，结果碰上了国外疫情爆发，工期被无限期延迟。

　　“原本两个月的工期，刚好能在淡季到来之前赚个30多万，现在这么一搞，单子都不一定保得住，搞不好连原料钱都亏了。”花了一笔钱把工人遣散之后，章厂长打算把十几吨的囤在仓库里的布料清空。但在交易平台挂了半个月，一直无人问津。

　　原料，货物堆满一地，工人却寥寥无几的制衣作坊。

　　倒闭，转让，等待

　　章厂长所在的鹭江村，紧紧挨着中大布匹市场。因为靠近原料地，这里聚集了全广州数量最多的制衣厂，小作坊。

　　鹭江村里密密麻麻的制衣厂、小作坊，涵盖了裁剪、缝纫、熨烫、印花、洗水、包装等成衣的各个环节，养活了数以十万计的服装从业者，也是湖北籍的制衣工人在广州最重要的落脚地。

　　每年元宵过后、暑假之前的夏装出货高峰期，这里就会变成远近闻名的“招工长廊”，本村的、外来的招工队伍，可以在村子的主干道里延伸两三公里。为了抢工人，有工厂甚至开出了“月薪过万”的待遇。

　　然而，今年的鹭江“招工长廊”却没了往日的热闹。绝大多数根本不是在招工，而是在“招商”——“诚招客户”。招到客户的，“吃完这顿不知下一顿”。招不到客户的，便化身成了村子里便民信息栏上被贴满了的“制衣厂转让”告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