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秘密访华什么时候 基辛格传今年多大岁数

　　周恩来亲自来看望我们，这真是莫大的礼遇。根据外交程序，东道国一般会在政府大楼里接待来访的代表团，特别是如果双方负责人的头衔差距这么大，更应如此。(我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头衔相当于副部长，比周总理低了3级。)

　　我们很快发现东道主为我们作的时间安排非常宽松，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这好像是表示，在隔绝了20多年之后，他们并不急于立即就达成实质性的协定。我们原定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大约是48小时，不能延长，因为我们得去巴黎谈越南问题。我们是乘坐巴基斯坦总统专机来北京的，而我们也无法控制专机的时间安排。

　　看到行程安排，我们发现除了在周恩来到达之前的这一段休息时间以外，中方还安排了4个小时让我们参观紫禁城。这样，48小时中已占去了8小时。第二天晚上周恩来不能陪我们，他要见一个朝鲜政治局成员，时间无法更改—也许不改时间是为了给我们的秘访打掩护。再去掉两个晚上16小时的睡眠时间，这两个20年来没有实际外交接触并曾兵戎相见、后来又险些再次动武的国家就只剩下不到24小时的时间可用于这第一次谈话了。

　　实际上中方只安排了两场正式谈判会议：第一场安排在我到达的那一天，从下午4点半到晚上11点20分，共7小时；另一场是第二天，从中午到晚上6点半左右，大概6小时。第一场会议在国宾馆。根据中国的礼仪，这场会议由美国主持。第二场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中国政府的代表将在那里接见我们。

　　可以说，中方如此潇洒的态度给了我们一种心理压力。如果我们无功而返，尼克松当然会大丢面子，他还尚未把我这趟密访告诉其他的内阁成员。如果两年来与中国的外交来往中我们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话，若美国派团赴华一事遭挫，那么，促使毛泽东邀请我们访华的紧急情况就可能会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对峙对双方都不利，这正是我们去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切盼望能够将美国人的视线从越南上面转移开来，毛泽东则决心迫使苏联在攻打中国之前能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中美双方都明白这次会谈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双方一致决定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了解各自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双方的分析如此不谋而合，实属难得。既然我们访问的最终目的是要决定是否应调整两国以前互相敌视的外交政策，那么，务实外交的最终形式就应该是对概念进行讨论。这样的讨论有时候听起来像是两个教国际关系的教授在谈话，而不像一场正式的外交对话。

　　周总理到达时，我们象征性地握了手，后来尼克松到中国以后，他与周恩来又在公开场合重复了这一象征性动作。之所以说这是个象征，是因为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曾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中方对杜勒斯的傲慢失礼耿耿于怀，尽管他们嘴上经常说那件事无关大局。握完手，我们就去了国宾馆里的一间会议室，面对面地在一张铺着绿色呢面的桌子旁坐下。在这里，美方代表团第一次对这位在半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动乱和外交活动中与毛泽东共事的特殊人物有了认识。

　　不得不承认，基辛格真的很懂中国。

　　当然，一个从45年前就开始接触中国，研究中国的老人，他不可能不懂中国，一个和中国五代领导人打过交道的老政客，和毛主席聊过天，和周总理吃过饭，可以说，他的整个下半生，都在研究中国，他不可能不懂中国。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论中国》，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在他看来，西方的战略，好比国际象棋，追求结果；中国的战略，好比围棋，追求“势”。

　　基辛格这次在北大和学生们交流的时候，说了类似的话，他说45年前，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中国很神秘”，周恩来说：“我们并不神秘，你觉得神秘，是因为接触的太少。”

　　基辛格回忆，45年前，北京还没有这么多高楼、汽车，那时候，他根本不敢想象中国会有今天，1976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都比不过洪都拉斯。但3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更没想到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可以吃下全部的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