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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转为双向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我突然心情烦躁，特别想砸东西。

　　我妈指着我的书，说，砸吧。怎么可能，砸我自己都不可能砸我的书。

　　我说，我想砸手机。我妈说，砸，砸了买个新的。不敢不敢。

　　最后，我妈递给我一个老酸奶的空盒子。发泄了一会，空盒子太轻，没劲儿，但心情没那么烦躁了。

　　于是我妈就和我同病房的一个病友出去跑步了，我不去。这是我妈第一次让我较长时间独自呆在病房。

　　结果，出事了。

　　我妈走后，一会儿，一股无名的烦躁之火从我心底燃起，且越烧越旺。

　　我想发泄。

　　开始我选择最不影响人最安全的——撕纸，不得劲儿。病房没人，于是我到浴室关上门砸东西，肥皂盒子，洗发水瓶，沐浴露瓶，凉拖鞋，依旧发泄不了。

　　于是我去找值班医生。他问，控制得住自己吗。我点头。我太难受了，指甲深深陷进肉里，以此缓解，但丝毫没用。他给了我一颗镇定药。

　　我回病房，等药起效，我等啊等，没用。我坐不住了，到走廊上往返走，想要克制住想要发泄的冲动，没用。

　　我回到病房，关上门，开始用手砸门，疼，但有一丝缓解。我坐在病房床上，开始伤害自己，不是用刀，我没那么勇敢，用牙齿，咬手臂，手指，并用手锤铁床边缘。

　　护士发现了我的情况，立即联系了我妈。她回来了，看到我这副样子，她很自责，觉得不应该离开我。这不是她的错。

　　值班医生过来，说，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我们只好把你保护起来。我好奇，如何保护？很快我就知道了答案，他们拿软绳将我双手绑在病床上，并给我打了一针镇定剂。几分钟后，我睡着了。

　　睡了一个特安稳的觉。

　　轻躁狂状态下，我做了许多决定。打了耳洞。打之前，我问我妈，疼吗。她说，一点都不疼。当针穿过我耳垂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太疼了，但打了一只不能半途而废啊。

　　如果以后有人问我，打耳洞疼吗，我一定告诉她，一点都不疼，放心大胆地去打吧。

　　剪了短发。第二天我的主治医生照例来看我，看到我剪了短发，他很意外。我笑嘻嘻地问他，好看吗？他笑笑，好看。最开始我心情不好，一直面无表情跟他说话，他也一直是严肃的冰块脸。现在，我心情好了，总是笑，他也笑。

　　他说，不要在你心情特别低落或特别兴奋时做决定，你以后会后悔的。我说，那我都做了怎么办。他只是笑笑。

　　幸好，那时我做的决定现在也不后悔。

　　做治疗时，护士姐姐说，你剪了短发呀，真好看。我找碴，难道我长发不好看？她笑，长发也好看，看着淑女，短发看着更活泼，也很适合你。

　　护士姐姐真暖心。

　　隔壁床的姐姐是一个说话特幽默特逗的人，让人无法想象她会有抑郁，但千万别从表面判断一个人，这是准则。她在美国留学，大四，会看日文原版漫画，打日文游戏，因抑郁回国治疗。

　　最后的住院时光，挺欢乐的。我们会谈论哪个医生最帅气，会一起出去吃火锅，会伙同几个病友斗地主，调侃病友之间发生的趣事。

　　之后，情绪稳定，出院。

　　珍妮·罗森在《高兴死了！》里说：我吃的任何药都无法定义我。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不会带来危险。我吃的药只是一撮盐，是生活的一点调味品——请允许我这么说。你烤土豆不加它也行，但每个人都会告诉你，加一撮盐能使它产生不同的风味。我就是你的土豆，加点盐会让我更美味。

　　我坦然，坦然地接受自己，表达自己，坦然地索取爱，付出爱。

　　我不会再试图去寻找似是而非的解决躁郁的方法，也不会想如何治愈躁郁。

　　躁郁即是我，我即是躁郁。

　　当我想解决躁郁时，其实我是想逃避他。当我把躁郁看成我自己时，我才是真正的面对他。

　　风虚说，当你深陷抑郁泥潭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还有50年的寿命，并且在接下来50年的时间了，我每分每秒都会是这么痛苦的，那么我会去做些什么？”

　　如果躁郁将伴随我一生，我会去做些什么？

　　去爱，去憎，去快乐，去悲伤，去跟所有一人一样，爱憎分明。只不过，对世界的真相，多了一份洞解，无论这份洞解是否正确，都使我更加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