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周扒皮的故事 周扒皮是个好人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一个自称给高家放过猪的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周家长工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楞，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1947的暴风骤雨，做为个体的人是很难表达自我的，唯一允许做的是随大流，谈不上泯灭良知，但求自保。但是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一直持续到20年后的文革中。

　　文革中，当年求自保的周家长工们开始怀念周春富的好。

　　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我经常听父辈们回忆，唉，人家周家有那么坏吗？但那个时候谁敢说他好？”1947年，赵桂春出生于黄店屯附近的黄堡屯。61年后，她坐在大连图书馆看书，反思以前的事儿:“在暴力面前没有人道，在血面前谁不恐惧？”

　　3.“周扒皮”的诞生

　　周春富被批斗致死后的第三年，那个自称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在部队里开始”画“书。他叫高玉宝，也是闯关东的黄县人，就住在黄店屯旁边的孙家屯。只读过一个月的书，认不得几个字，写书对他来说就是天方夜谭。但是，在部队里普遍文盲的情况下，这个热爱学习的战士被当作了扫盲典型。”文盲作家“应运而生，然而他画的书是不可能出版的，总政治部找到了当时<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荒草负责为其修改。荒草觉得根本没有修改的可能性，于是代笔写了前十三章，书名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就叫《高玉宝》。

　　1951年年底，署名为“荒草”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报道了文盲战士高玉宝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迹，《解放军文艺》还陆续刊出了高玉宝小说的部分章节，《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即是其中两篇。全国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高玉宝很快被塑造成脱盲典范，一名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著名工农兵作家、文艺战士。

　　高玉宝火了，小说里的人物却是用的真名真姓。第九章里半夜学鸡叫的周春富在死去几年后，又成了全国各地唾弃的典型，他的后人们再一次成了学校里、村子里街谈巷议的坏分子，他们是周扒皮的后人，他们被人称为”地主羔子“。

　　不敢想象，他们的后人经历过什么样的屈辱遭遇，他们活着比死都难。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