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李自成，明朝会不会灭亡？

　　比起“明亡于李自成”的扎心历史来，比这更“扎心”的事实就是：不管有没有李自成，明朝的灭亡，都差不了那几年。比如“取代”明王朝入关的清朝顺治皇帝，就对这“扎心事实”感同身受。

　　清朝顺治十三年（1656），坐稳天下的顺治帝下令，要官员们好好整理保护明朝留下的黄册文件，以便新朝统筹人口赋税。但接着就被雷了一下：户部尚书孙廷铨叫苦说，晚明的黄册，这些理论上该每十年“造册”，做到精确统计的珍贵资料，内容却是胡编乱造扎堆，各地的人口户籍状况，特别是农村人口，竟都是相互间乱抄，有的崇祯年间的“黄册”，竟拿着朱元璋年间的“黄册”抄一气，把老祖宗都“挖”出来造假。

　　尤其搞笑的是，明末“造册”的官员，还喜欢搞“超前思维”，为了图方便，干脆把几十年的黄册，“一次性”统统造完，需要核查时就拿出来凑数。明思宗朱由检明明是崇祯十七年（1644）上的吊。清朝官员竟然还清理出了“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如此“穿越作品”，让顺治帝君臣也哭笑不得，只能当垃圾一样扔了。过了没几年，这些“黄册”更常堆在南京街上公开售卖。以明朝遗民方文的叹息说“路旁堆积如芦柴”，就是一堆废柴啊。

　　为何如此废柴？想想也就明白，明末土地兼并严重，大量本该为国家纳税的土地，全被权贵官僚们巧立名目侵占，一代代本该“上黄册”的自耕农们，也就成了苦命的破产流民。蛀虫们像吸血一样侵吞着明朝的土地，再拿这些造假黄册糊弄事，也疯狂地催生着各地的“李自成们”。以学者马伯庸的话说，“大明的覆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崩溃”，而这些黄册，则是“一件充满讽刺意味的死亡物证。”

　　而比起被雷得不轻的顺治帝君臣们来，明朝文学家吴应箕，却早在明末大乱前夜，就深味了这细思极恐的未来：明朝天启七年（1627），清晨路过河南真阳的他吃惊的发现，自己走过了这几十里道路，本该都是肥沃的良田啊。就连田亩之间的边界，都依然清晰可见，可土地上却是一片荒茅白草，显然已弃耕了好些年。那年还是河南风调雨顺的一年，可走过附近村镇，遇到的也全是老人，青壮年都稀少，更别提耕地了。

　　为何会“放着好好的地不耕”？吴应箕细一问才直到，这些他走过的荒地，前些年都是“膏腴之业”，可明末土地兼并加剧，地给“兼”走了，多出来的赋税，就得其他苦老百姓买单，甚至“人去而粮尤在”。外加从知县到衙差，简直是层层加派，正常交一份税，就要“加码”到七八倍。交不起就只能跑，“贫者则尽弃户而去”，就留了一片光秃秃的地。如此惨景，吴应箕当时也“不觉浩叹”。接下来的事情，“浩叹”后就可以想。

　　此情此景，并非是哪一年的特例，而是从万历晚年到崇祯上吊的近半个世纪里，明王朝国土上每年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的活剧。比如就在吴应箕“浩叹”的河南，权贵们的土地兼并，就已进入到疯狂阶段，“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者亦不下五六百顷”。看过这疯狂场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末一度穷途末路的李自成，在河南振臂一呼，就立刻如烈火燎原般复起。

　　如此危机，难道大明朝堂上就没有明白人？那些当时喜欢怒怼皇帝骂权臣，然后常被后人大书特书“刚正”的“言官”们呢？明朝两个多世纪里，拥有“以小制大”权力的言官们，确实曾是大明朝堂的“净化剂”，可到了晚明年间，明朝兵部尚书梁廷栋的一句话，就戳穿了这群人的画皮：“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督查腐败的言官，下去巡视一番，竟就趁机大肆受贿，相当于“加派百余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