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曾瓜分世界，为何独有中国以所受的侵略为国耻？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为日本和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石，决定了两国的未来。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一直是“脱中入西”的日本，而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也一直是“中体西用”的中国。

　　目前，日本是为美国马首是瞻的西方小马仔，而中国却正在与美国正在针锋相对，激烈地进行着贸易战。

　　尽管甲午之后，中国也一度崇尚日本的“脱儒入欧”，但是，中国最终决绝了“入欧”，而是选择了“入马（马克思主义）”。但是，在执行马克思主义时，更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以中国实际为本、为主。

　　那么中国“实际”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家，实质上也就是洋务运动时期所说的“中学为体”的“中学”。因此，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包括被称之为“奇迹”的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中体西用”过程。

　　为什么说，唯独中国以所遭遇的西方入侵为国耻，其根源是因为在人类文明中，唯有中国拥有真正独立的文化，唯有中国拥有文化主体性，拥有独立的“文化格”。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被破坏，文华格被破坏。

　　也就书说，中国因西方入侵所产生的耻辱感，不是基于利益受损，而是基于文化受损。

　　中国之外也遭遇西方入侵的国家，之所以产生中国式的耻辱感，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文化主体性，没有独立的文化格，因此，他们感觉不到西方入侵多带来的文化损害，非但如此，他们认为入侵给他们带来了更先进的文化，反而以此为荣，印度、日本都是这样。

　　印度、日本对西方入侵，只能感受到经济损害，利益损害。在文化上他们认为是得到了福利。而且他们还认为，西方入侵所带来的文化福利超越利益损害。因此他们不以遭遇西方入侵为耻，反以为荣。

　　因此，中国因西方入侵而产生的耻辱，从根本上来说，并非利益受损害而产生，而是文化受损害，或者直接将西入侵看成文化伤害，是文化上的耻辱感。

　　文化耻辱感是因文化主体性、独立的文化格而产生。至少在2500多年的春秋时期，中国就已经拥有了明确的文化主体、文化格，同时也拥有了明确的文化荣辱感。这就是“夷夏之辩”、“夷夏之防”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孔子极力赞扬管子，正是因为他辅佐齐桓公抗击外来蛮夷文化对中国的入侵：“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此后中国也对抗击外来蛮夷入侵的英雄们给与赞扬和讴歌，入汉代之苏武，宋代之文天祥，包括在民间极具盛名的杨家将、岳家将、花木兰等。

　　中国经济崛起，从本质上看，是洋务运动的延续，是“师夷长技以制”，与历史上每一次抵抗蛮夷入侵的战争没有本质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正非必将象苏武、文天祥一样留名青史。

　　现代人之所以将中国经济的崛起称之为“奇迹”，原因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历程无法用当今所流行的学术理论解释。这些学术都是西式学术，其理论都是西来的，但却不关注中国之“实际”。而支撑中国崛起的根本动力，正是中国实际，正是儒家文化。文化耻辱感激励中国去努力学习西方之用，而儒家文化本身才是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