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要炮制“天命论” 孔子的天命论思想是什么

　　另一方面，孔子却还讲过另外一句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这儿，天只成了“自然界一种运动流行，并不是超人之外，另有主宰”，“天命”也就自然成了一种宇宙社会发展的自然变化规律。也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说认为“天命”是可知的，“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杨伯峻认为如果孔子是天志论者，那么伯牛有疾，孔子就不会说“命矣夫”；如果孔子是天命论者，那他也不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认为孔子对于“天命”的观念是由于他对于宇宙以至于社会现象不能很好理解的缘故。我也很赞同这一看法。孔子对于“天命”的这方面矛盾是有其时代原因的。“天命”本是一个古老的宗教概念。殷商之际，想象中有一个天上的最高君主，而这就是人格化了的抽象的天，它主宰了人间的一切，人必须按照他的意志去行事。而到了西周初年，“天命”更被周统治者加以改造，使其成为民意的支持者和代表者，只有有德者才有资格秉承上天之命统治天下。在“天命”的这一变化过程中，它已经有所从至上神向客观规律的转变了。

　　孔子一方面认可天神的存在且对其报以一种恭敬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种客观规律而需要加以认识。正因为这方面的矛盾，面对“天命”，孔子选择了“敬而远之”。孔子其实是很少说“天”和“命”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在这方面，庄子是最懂孔子的。在《庄子·齐物论》中，庄子提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存。”“子不语怪，力，乱，神。”就跟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一样，孔子对于“天命”这一类“六合之外”的事物也采取“远之”的态度，因为相较于此，他更看重的是“六合之内”的人事。

　　从天命观看孔子思想的世俗性

　　孔子虽然并没有公开否定天神的存在，但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其实更突出强调现实政治、道德修养等人事的重要性。

　　季路问鬼神的事，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接着又问死亡的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段话表现出了孔子对现实行为的关注。

　　一方面，面对“天命”——暂且不论孔子是将它作为人格化的至上神还是作为宇宙自然所存在的客观规律——孔子是承认它对现实人生的规约。但另一方面，孔子是非常强调积极行事的，而他也正是如此去做的。首先，孔子认为“天命”是可知的，也是需要去认识的。他并不把“天命”看作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存在，而是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积累经验知识之后去理解“天命”，这是他对“天命”本身的态度和方法。其次，对于一些未知性的，没有明确“天命”指示的，孔子的态度是“尽人事而待天命”，所以他一生致力于克复周礼，推广“仁学”。再次，哪怕是违背“天命”的，孔子也是竭力而为。他周游列国，四处游说，却处处碰壁。但一次次的失败却并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主张。这是孔子思想中对待“天命”的另一种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天命”在孔子那儿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而真正让他能有所作为的只是人事。

　　天命观表现的其实是孔子的哲学思想。孔子对于彼岸世界“存而不论”，而明确追求此岸世界的现实生活，他思想的中心是“人”，重心是人的世俗生活和现实功利。在其天命观下，孔子的思想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政治目的和世俗倾向，都是面对现实、面向世俗世界的。这与古希腊追求客观知识和真理，探索宇宙和世界本原，具有形而上思考的哲学是完全不同的。孔子思想面向世俗，将注意力放在了人力所及的地方，关注社会安定和民众安乐，并从而奠定了中国伦理性哲学的基础。而反过来关照这种伦理道德的来源，我们又会发现这同样是现代知识界所争论的话题：伦理道德的来源是否来自神和上帝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