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云台》涉及的历史：宋辽争夺燕云十六州

　　但是，这种“国家掌控大量土地”的所有制，在唐朝中期第一次走向了末日（后来在元末明初由朱元璋重建，在明中后期再度走向末日），因为地主阶级的日渐强大并染指政权，大量原本的国有土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脱离了政府的掌控，落入了地主阶级的囊中，武则天这位新兴地主阶级代言人的崛起和最终的登基称帝，则在政治上宣告了这种变化的“合法化”。

　　于是，我们就能看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虽然传统上都认为武则天励精图治，是一位有作为的优秀皇帝，但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强盛的一大制度基础——土地国有制却悄悄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建立在这一所有制上的“均田制”“府兵制”，也随之崩塌了，府兵因为丧失土地而逃亡，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因为府兵逃亡而失能，失能的折冲府因为名下连一个府兵都没有最终被裁撤，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但这种顺理成章却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国家的军事行动因为地主阶级这个“中间商”的存在，变得愈发昂贵且效率低下，不仅获胜越来越难，还有可能反噬自身。

　　土地国有制崩溃后，政府必须靠财富来雇佣军队，但因为地主阶级的存在和其拥有的政治地位，这些财富在征收中就必然要面对“地主有钱却不交税，小民没钱交不了税”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政府很难征收到令人满意的数额以供养足够数量和战斗力的军队。如果政府一意孤行，那么将要面对的，可能不仅是地主阶级和其在朝堂上的代言人们的反弹，还有因为小民无力缴纳税负最终揭竿而起，“不效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的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而完全脱离生产，专事兵戈，以刀尖舔血为生计的雇佣军队，也随时有着牟求“从龙之功”，发动叛乱的风险，因为这比征战沙场要安全得多，也划算得多。无论是将大唐推入深渊的“安史之乱”，还是五代十国时频频发生的将士叛乱改朝换代，都在反复强调着这一事实。

　　而这一切的一切，我们都能在宋代找到印证。

　　宋代军费高昂，一年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被用来支付军费，但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宋太祖执政末期，整个宋朝的正规军还不到20万，宋太宗第一次北伐时，宋军一共只有10万左右，第二次北伐时，也才达到了20万左右，并且前后相隔近七年，这样的战争能力与秦、汉、唐前期和明前期那频繁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着肉眼可见的差距，无论是蒙恬率30万北击匈奴，还是朱元璋派兵25万发动北伐，又于三年后发动第二次北伐（明太祖收复燕云后，为了歼灭元朝残余势力，先后发动了十三次北伐）都有着不小的差距。

　　宋代各种矛盾相对尖锐，无论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大臣建议帝王放弃用兵，甚至为了减少战事而弃守领土（宋太宗时，大量文臣建议宋太宗放弃灵州，宋太宗驾崩后，群臣的建议令刚刚继位的宋真宗左右不定，最终导致灵州因救援不及而失守），还是平民百姓因为不堪重负揭竿而起，发动农民起义，都是史不绝书。

　　无论是催生宋王朝的陈桥兵变，还是赵匡胤登基后所爆发的“李筠之乱”“李重进之乱”，抑或是在高粱河之战时宋太宗在作战中因负伤而乘驴车逃走后幽州宋军尝试拥立赵德昭，都暴露出雇佣制军队的隐患所在。有宋一代，为了防止兵变，帝王们一方面用重金赏赐保证军队的忠诚，另一方面则留下了很多毁誉参半的制度设计和政治安排，这些设计和安排中，有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战场的胜负造成了负面影响。

　　另外，在古代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战争资源——战马，也需要大量的空地来进行饲养，但当政府丧失了传统的北方牧场，又对国内土地丧失掌控后，饲养军马自然也无从谈起了，而在冷兵器时代，没有足够的战马就没有强大的骑兵，没有强大的骑兵就难以获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对于这一论断，明太祖朱元璋直呼内行。

　　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君之富者，必数马以对。——朱元璋

　　以兵变的方式建立，几乎全盘继承了唐中期以来的社会制度的宋朝，也继承了唐中期以来因地主阶级的崛起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始终没能找到机缘重建唐前期的土地国有制度，这就导致宋朝始终不能将治下庞大的人口和财富变成发动统一战争的资源，只能在与地主阶级的妥协中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