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子女现状 潘汉年案历史真相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潘汉年被捕的那天，1955年4月3日，押送他的小车将他带到了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潘汉年在这一直呆到1960年3月，度过了将近五年。1960年3月，隶属于公安部的另一座监狱——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汉年就被移送到那里。

　　1963年2月，在秦城过了两个秋冬后，潘汉年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案的判决通告。事情的经过大抵是这样的:1962年，在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氛围中，毛主席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宽松性讲话”中，再一次公开提到了潘汉年。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根据这些精神，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根据宽大处理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下达了《执行书》、《刑事裁定书》，宣布了潘汉年的刑期及开释的具体时间；鉴于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服法、确有悔改之表现，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将潘汉年予以假释，交公安机关管制。

　　和爱妻相聚在团河农场

　　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了秦城监狱。在公安部的安排下，转移到了劳改农场——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在农场他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爱妻——董慧。

　　董慧在潘汉年被捕后第46天，即5月19日也被逮捕，也被关进了功德林，只是狱方让他们绝对隔离，所以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半点音讯。在潘汉年移至秦城监狱后，1962年6月，董慧也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罪而被结案处理，并获得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宽大处理，被安排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宿舍里，至此，两人才知道了对方的下落。待到潘汉年走出秦城，到了团河农场后，董慧也来到了他的身边。

　　在团河农场，潘汉年虽说仍然是一个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假释犯，但他的境遇却得到了很大改善。有每月200元的生活费，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当年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不仅对团河农场上下都有所关照，还亲自与另外两个副部长到团河农场去看望过潘汉年。徐子荣还要潘汉年写些回忆资料，并指示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为潘汉年的写作提供必要的帮助。

　　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情绪也相当稳定，对党和政府这样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满意甚至感激。

　　“文革”中再次入狱

　　潘汉年夫妇重新被投入监狱，是在“文革”爆发将近一年后。本来，潘汉年一案早已了结，但“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央文革小组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又把潘汉年一案重新端了出来。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本意是想借“死老虎”为打倒“活老虎”寻找“罪证”。于是，一场更大的劫难又降临到了潘汉年、董慧的头上。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向原潘汉年专案组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搜集潘案的主要负责人罗瑞卿、徐子荣等人“包庇”潘汉年的“罪行”，与此同时，又给公安部下达了一纸书面命令:“请谢富治同志把杨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与董慧被带到了秦城监狱。直接受江青指挥的新的专案组，站在“最最革命的立场”上，对潘汉年采取了“最最革命”的行动，他们不仅将潘汉年的生活标准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且对他进行不停顿的审讯和无休止的折腾，给潘汉年造成了雪上加霜的苦痛。他病倒了。但当时公安部的主管领导居然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汉年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这份充满“革命思想”的请示报告后来经过谢富治、戚本禹等批示，最后由江青拍板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