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有多厉害 束星北的子女现状

　　1974年春节，父母在北镇青岛医学院分院时，因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电图、脑电图等进口仪器全坏了，无人会修，便将父亲从分院调回青岛。得知父母回青岛，我写信给上海、南京、成都、莱西的哥哥姐姐，相约春节回青岛。就在这次除夕的聚餐中，父亲向全家人郑重提出，他死后要将遗体捐赠给青岛医学院。原来，他在打扫卫生时，看到医学院的尸体标本奇缺，尸源基本上是无人认领的死刑犯人，造成医学院的学生到毕业都没有碰过尸体。随即与解剖学家沈福彭教授约定，去世后将遗体捐赠给医学院作医学研究。他患有哮喘病，常年喷吸一种叫肾上腺素的药物，医学上讲此药会损坏心脏，而他用了多年，心脏却没有发现问题，因此希望死后解剖遗体，验证肾上腺素对心脏是否有害，也算不枉在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

　　五嫂王惠玲告诉我：“我和束义新开始确立恋爱关系时，他在青岛玛钢厂工作，我在纺织厂。玛钢厂的军代表跟我说，家庭问题不可以选择，新型的社会关系是可以选择的，你找这么一个人，你想干什么？我说，他父亲是右派，他不是，贼的儿子不是贼。他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就成了反动的？党的政策是即使有错误，也要挽救啊！军代表又问我，你不怕受到牵连？不怕被遣返到农村去？我的态度很坚决，回答，全国七亿人口，五亿农民，那五亿人就不是人啊？当农民又怎么了？你们能把我遣送到月球上去？不能吧。军代表就不说话了。1966年，束义新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隔离和软禁，直到1968年才放出来，我那时没法与他联系，想起来真是不容易。记得有一段时间，政策有转暖的迹象。我感觉这个很重要，就写好字条，用包味精的塑料袋包好，用橡皮筋缠好，包在用开水烫好的饺子里，与其它煮熟的饺子混在一起送给他，帮助他树立信心。他在里面得不到任何消息啊！我们就这样传递信息，多不容易啊！他当时的处境很险恶，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在学习班上被活活打死了。”在那个年代，王惠玲有勇气走进我们的家庭，很不容易，她一直精心照顾我父母的生活，我很佩服。束庆星回青岛结婚，女方家里不同意，因为他是残疾，父亲又是右派，他俩等于是私奔到青岛的。父亲觉得这样是对对方的不尊重，就叫五嫂王惠玲把他们送回上海，请严中简当媒人到女方家求婚。在那样的形势下，父亲这样做没掉价。此后，女方家对我们的态度才好一点。

　　父亲对我的教育

　　我上学时，父亲不提倡我按部就班地做作业，说你懂了的题目，可以不做作业，要做不懂的和似懂非懂的，上课时听懂了，就不要做重复性的工作。他从不过问我的学习成绩，不要求我们考多少分，不要求那些表面的东西，而是希望我多动脑子想，增强理解能力，做一道题，得从几种方式得到同一个答案，非常严谨。他基本上不大管我们的学习，我问学习题，他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更多地让我们自己独立思考，所以我在学校学了更多的东西。这和现在的教育思想是不一样的。父亲不给我们留任何财产，他说他的父亲太有钱了，所以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很少有出息。

　　我1960年考上青岛二中，学校叫我划清界限，让我写思想汇报，我划不清啊！1964年，班主任建议我住校，说我在家里会养成娇骄二气，容易受父母的影响，达不到划清界限的目的。在学校里，大部分老师对我非常好，个别老师比较差劲，有几个同学认为我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歧视我，确实让我觉得寒心。那时候一个人七尺布票，父亲一米八五的个子，我哥哥也都是大个子，所以我和母亲的布票就给他们了。母亲将她的衣服改一改让我穿。母亲的衣服都是好料子，我在学校里就显得穿得很好。老师和同学就以资产阶级小姐讲究吃穿批判我，给我压力不小。但我这个人不自卑，就和你们比学习。

　　我在中小学的成绩一直很好，不用父亲操心。1966年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文革，不能继续上学，又担心上山下乡，因小哥哥下乡到莱西，非常穷困，爸爸不表态，大哥坚决阻止我下乡，要我在家好好学外语。我因为对大哥一直有看法，就没有听他的。1967年，在南京的姐姐叫我去南京工作，我姐夫的姐夫是南京军区的领导，我在那里待了近一年。后来姐夫说，有一封青岛人民来信，说父亲破坏上山下乡，把我弄到南京去了。我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回到青岛，到那儿看见大字报写的是反革命极右分子束星北滚出合江路一号。家被搬到登州路33号了。我到33号一看，只有17平方米，乱七八糟，关于电磁学的书泡在水里。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家里两层楼变成一层。搬到合江路一号，家具又少了一些。这次到33号，就只剩下一个写字台和一个圆桌，写字台是父亲看书用的，圆桌是吃饭用的，白天吃饭，晚上拼成大哥的床。父亲又买了个单人钢丝床，母亲用两个小板凳在钢丝床的床帮上睡觉。家里没有我住的地方，只好借住在邻居家。父亲患有严重支气管哮喘、肺气肿，有时几乎喘不上气。我什么话都没说，把家里整理干净。买煤等比较重的家务活都是我干。有一年国庆节，我到北镇，看见夏天的短袖衣服还挂在那儿没人洗，心里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