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有多厉害 束星北的子女现状

　　学校说我逃避下乡，其实他们知道我父亲是右派，因为二中很多老师是山东大学家属，对我家的情况很熟悉。我这个姓一提，都知道我父亲是谁，当时的报纸报道束星北是大右派。遇到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随遇而安。后到聊城的三线厂当了工人。我每年回家一到两次，照顾父母。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已经结婚，父亲不太愿意我报考大学，担心会影响我的婚姻，大哥和五哥让我考，说你学习那么好，不考要后悔。结果我报考了。考试前，父亲在济南开会，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说记住会做的题先做，不会做的最后做，就这么两句话。他还建议我不要考山东大学，认为他们的基础和底子差，希望我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我说，太不务实了，我想考北大浙大，能考上吗？能有个学上就不错了。

　　通过努力，我考上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数学系。毕业时，父亲认为我做学问已经来不及了，希望我做具体工作，也可以搞点技术，但一定要学好英语，许多技术资料是英文的，仪器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英语是工具，把英语学好后，看懂第一手资料，就能比别人领先一步，工作上就能得心应手，我就这样做了。

　　束星北复出后的随笔小诗

　　父亲对我非常宽松、民主，这种教育方式是中国不多见的。他是慈父，对我的关心比母亲都多，我非常感恩。他那刚直的品格、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气概和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都让我难以忘怀。他教育子女绝不说违心的话、谎话，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熏陶。

　　但长期的改造在父亲的心理上还是留下了厚重的阴影。198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远远地看见父亲在楼梯口徘徊，以为是没带钥匙，进不了家门，便赶紧跑过去，这才发现父亲的神色不对，满脸疑云和不安，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不说话，只是嘴向楼上的家努了一努。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赶紧上楼，发现有两个民警在家里，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几天前我在中山公园丢了一辆自行车，报了案。人家是来通知我去公园派出所取车的。我下楼向父亲说明缘由，可父亲仍然疑惑，无论我怎么劝说，他都不上楼，直到警察走后才跟我回家。

　　真正了解我父亲，是在1992年以后，对我来说的确晚了。开始研究父亲，得感谢李寿枬与许良英关于我父亲是不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争论。1979年3月，《光明日报》曾发表父亲口述、宫苏艺整理的《我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文，我从此开始关注父亲的历史。我先后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大量走访父亲的同学、同事、朋友和学生，可以说走进了父亲的人生，增加了对父亲的理性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王淦昌等人的鼓励，他们推着我做这项工作。2007年，我参与编辑《胡杨之魂》，我为拥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

　　父亲的朋友和学生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王淦昌、严中简、张立文、王彬华等都帮助过我们。

　　王淦昌曾多次来信询问，安慰我父亲，表示要给我家寄钱，要出我大哥结婚的所有费用，父亲生怕连累挚友，婉言谢绝了。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严仲简每月资助我家30块钱，连续9年，直至1966年他自己也被批斗为止。

　　张立文作为青岛医学院院长，安排父亲从事仪器修理和教学工作，发挥他的一技之长。文革中张立文遭到批斗，说是我父亲的保护伞。父亲和张立文一起挨斗，幽默地说，你今天和我平起平坐了。

　　1980年夏天，王淦昌到青岛参加全国高能物理会议。报到的当天上午，便到了我家。这是1956年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20多年了，经历了多少风雨，我原以为会有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但没有想到却是非常平静，只是相互握了一下手，拍了一下肩膀，就坐到了沙发上。为了不打扰他们的谈话，我们家人退出了房间。我在门外的走廊上做饭，不时听到房间内他们提高嗓门的争论，一会儿又变成了开怀大笑。傍晚，我们全家人一起陪王淦昌游玩了青岛。他俩一同住在父亲的卧室里。我和母亲住在隔壁房间，不知道他们到底睡没睡觉。总之，我睡着前，听见他们的谈话声，早上醒来还是他们的谈话声。第二天上午，他们两人一起携手出现在全国高能物理会议上。这是父亲复出后第一次在全国性会议上露面。

　　父亲去世后，我和王淦昌一直保持联系。19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到他家，闲谈中我感慨道：“王伯伯，我父亲要有你一半会做人就好了，他也不会摔这么一大跤！”谁知他的脸当场就板了下来，严肃地说：“不对，你父亲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出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还说，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会，就是举举手，鼓鼓掌，吃两顿好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