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有多厉害 束星北的子女现状

　　1978年到1983年，父亲有幸遇到了曾荣。曾荣顶着政治压力请父亲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从工作和生活上尽力照顾父亲。父亲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已71岁，靠个人拼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无济于事，所以，他就给自己定位为“作人梯”，把追赶的希望寄托于后人。通过广泛了解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状况，深入阅读有关海洋科学和海洋物理文献，他提出首要的任务是培养一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学术队伍。在领导支持下，他组建了有28位科研人员参加的“动力海洋学进修班”，亲自授课、答疑、辅导、批改作业，先后讲授《张量分析》、《数理方程》、《理论力学》、《流体力学》等课程以及动力海洋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他常常对学生讲的一句话是：“你们趁我身体好时，多学点东西，不要分心，不要以后后悔。”

　　为了照顾父亲的生活，组织上调我到海洋一所工作，父亲对我说，他很满足了。父亲说，你搞学问不行，把我照顾好，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我不服气，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沾了你的光，我是有工作能力的。我觉得，要学好外语，能够看懂说明书，就能做出工作成绩。

　　1979年8月，山东大学对父亲的问题进行了复查，12月，经山东省委批准，20多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父亲写诗言志，“半生流浪半生沉，老态龙钟始遇春，愿得中华民族振，敢辞羸病卧黄昏。”我们全家都希望他整理和出版于1965年写成的《狭义相对论》，但他不干，说没有空，先将《狭义相对论》放一放，我现在教教学生、搞搞研究，等我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再来弄，但最后还是没有完成。

　　1982年，王淦昌、苏步青等都入党了。许多人也动员我父亲申请入党，曾荣还希望我父亲当所长，他当党委书记。父亲对曾荣说，我不能以身作则，我在党外，你清闲我也清闲。我领导不了人，一个人都领导不了。山东省物理协会聘请他当理事长，他不当。他很怕开会，和人家谈条件，说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开会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教学和研究。最后达成协议，说可以用他的名义，但是不要叫他开会。

　　1979年春，国家海洋局科技司司长陈炳鑫在曾荣所长带领下，向父亲求教关于数据舱安全回收时限的问题。陈介绍：当导弹弹头在预定海域溅落时，将会激起100多米高的水柱，数据资料舱在弹头溅落时被弹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料舱会离开溅落点向外漂移，打捞船在警戒圈边缘等待。我们必须在警戒圈内打捞，时间超过4小时资料舱将会自爆，在此时限内越出警戒圈，就可能落入别国之手。问题是弹头溅落后隔多长时间才可以安全打捞？当时父亲感冒了，在床上躺着，有人给他拿来钢笔、计算器和纸张，他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复杂的计算，说：资料舱溅落半小时后出发打捞就没什么危险了，1小时后，肯定安全。因为其时冲击水波的能量向四周基本扩散完了，没有必要再花冤枉钱做什么模拟试验了。就这样，本来打算花上百万元经费研究的问题立马就解决了。我后来找过陈炳鑫，问洲际导弹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公开报道？他说，国家把这个项目交给海军，海军请海洋一所支持。海军参谋长拿了我父亲计算出来的结果交给钱学森。钱学森说，是束星北计算出来的，那就没问题，不用做实验了。

　　应青岛红十字会邀请，李政道先生为，为父亲和沈福彭教授当年“奉献的约定”雕塑群所题

　　父亲的学生里最有名的是李政道。母亲曾说，父亲对学生的感情要胜过对子女的感情。李政道1943年在湄潭期间，父亲看他提出的问题与众不同，认定他是天才，对他格外关照。一年后，父亲被借调到军令部研制雷达，怕耽误李的学业，建议他投师吴大猷。1957年听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时，父亲非常兴奋。1972年10月李政道回国，周恩来总理希望他能为解决国内人才断层问题做一些工作，李政道表示：“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只是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他表示非常想见老师。此时，父亲正在北镇青岛医学院分院打扫卫生，住两间很差的平房，青岛市革委会研究了多种见面的方案，被否决后，有人提议让父亲到北京去见李政道。父亲说，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学生拜见老师，哪有老师去见学生的？最终没能见成。但这件事对改善父亲的处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