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止对年轻人的收割, 生育荒迟早惹出更大危机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经济停滞和战略衰退这两大危险可能都极具吸引力，但对于家庭来说，他们通常感到无动于衷。以孩子长大之后可以去打一场反对中国的战争为理由敦促一对夫妇生孩子，这样的手段几乎毫无作用；而让他们生下一个孩子去增加全社会的需求，从而为企业家创造空间也是同理。

　　坦率地说，考虑到养育孩子个人所付出的巨大成本，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国家在鼓励人们生儿育女方面是否扮演了适当的角色。试图让人们相信那些自身和家庭繁重的、在情感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是人类世界身份认同和存在意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使国家GDP在30年内略微提高，这是荒谬的；而且，老实说有点恶心。新生命并不是一个经济、数学问题，也不是一个国防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信念的表达，甚至蕴含着对未来的希望。父母不生孩子不仅仅是因为短暂的收入冲击，他们的生育决定还与其在生活中发现的出色、真实和值得称赞的东西有关。

　　然而，尽管低生育率带来的负面综合效应可能并不是推销生育的“卖点”，但与低生育率相关的还有一种更简单的代价：失望。许多调查询问了美国人的家庭愿望。下面的图表显示了在调查中女性表示她们渴望的、想要的、预期的、期待的的或认为是理想的生育孩子的数量，它还显示了进行调查时25岁左右的女性实际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量。

　　美国妇女确实想要两个或三个孩子，但她们只生了1.7个。那些所生孩子比他们理想情况要少的女性也会感到不快乐。(超过理想值的女性会更不快乐。)任何一个不孕不育的人都可以证明，自己想要却不能生育孩子所带来的痛苦和失望是非常真实的；这种不孕不育病在全国各地也越来越普遍。

　　因此，政策制定者根本没有必要谈论征兵税和自然利率。如果美国妇女想要多少孩子就有多少孩子，那么人口就会稳步增长，这完全是可以通过正常的生育能力实现的。鼓励生育主义的说服任务不是迫使人们生更多他们不想要的孩子，而是说服企业、文化和政府的决策者，以及许多层面上的舆论塑造者，去消除潜在父母和他们想要孩子之间的障碍。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移民本身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增加移民也许能解决经济总量的问题，但不能解决家庭期望受挫等个人问题。

　　在社会层面上，更高水平的移民是必要的。30年来，美国的移民率一直在逐步下降，这是由移民输出国的生育率下降和潜在移民目的地不断增加造成的。没有了“肾上腺素”的刺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人口的“心脏”将面临严重的问题。一个更好、更开放的移民政策可以为我们赢得宝贵的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向所有人敞开大门；美国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像加拿大或澳大利亚那样的移民体系，在接纳更多的同时更为竭力去招募技术移民。

　　通过增加移民为我们自己赢得一些人口老龄化的缓和时间之后，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政策来为家庭生养孩子提供便利。仅仅凭借任何一项单独的政策都不可能奏效，因此我们应该早早在各级政府采取广泛行动，消除家庭养育子女的障碍，抵消现代经济中固有的代际道德风险。

　　这样的议程计划可能包括大量不同的政策。首先，至关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要消除工薪阶层已婚夫妇受到的歧视性待遇，在劳动所得税收抵免、联邦福利和住房项目中平等地对待已婚家庭。除此之外，增加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好处，如更大的、更可偿还的儿童税收抵免、带薪育儿假、扩大范围的“学券制度”（SchoolVoucher）和早期育儿津贴，甚至是明确的“婴儿津贴”，都可以帮助家庭获得更多经济空间和共同生活的选择。某些天真的自由主义对如此慷慨的支持计划感到惊讶，但其实即使我们假设的福利水平非常高，政府仍然只能抵消抚养孩子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的成本。与前现代社会中父母可以将孩子的生产力提高到超过抚养他们的全部成本的水平相比，这些方案甚至还不能抵消向现代个体市场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道德风险。是的，这就是需要政府的介入——以保证一个健全的社会继续存在，而且还要抵消政府本身造成的一些抚养孩子的负面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并不直接的政策值得落实。住房紧缩对家庭来说是真实且灾难性的，一旦有孩子，家庭与住房有关的财务压力就会迅速增加。因此，必须对“分区制”土地管理及土地使用规则进行整顿。由于这些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地方制定的，所以联邦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尽管如此，联邦政府可以拒绝向那些地方政府分区过严、不合理的州提供拨款和援助，或者拒绝向那些门槛很高的社区地块（Lotsizes）提供联邦消防保护(这一政策增加了联邦政府资助的消防成本)。联邦贷款项目可以要求分区代码不表现出某些限制性特征，或者仅仅要求许可程序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