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止对年轻人的收割, 生育荒迟早惹出更大危机

　　现代经济依赖于几代人之间的大量财富转移。最明显的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明确的转移——从年轻劳动者处征税，以支付年长者的退休金。但是还有很多其它转移。例如，年轻的员工倾向于购买大量股票，他们预计这些股票会随时间推移而升值，并计划在退休时卖出。然后，这些回报可以被用于稳定的、能产生收益的资产投资，以支持他们的退休生活。因此，老龄化社会对所谓的安全资产有着巨大的需求，这些资产通常是政府债券或最保守、最可靠公司的股票。于是，如果是老龄化社会的政府，也可以以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借款。即使是在债务危机爆发的希腊，因为国民对安全资产的需求如此之大，储户仍然会付钱(即收到负利息)。不出所料，希腊是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超低生育率的韩国也在考虑采取更具刺激性和通胀性的永久性货币政策，以抵消人口停滞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这种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华尔街日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试图卖掉他们在郊区的豪宅，结果发现这非常困难。事实证明，并没有足够多年轻、积极进取的美国家庭能买完所有这些房子，有些人确实想买却不愿支付区域内膨胀的价格，还有人无法得到足够的信贷，或者他们只是不想采取这种昂贵的、车子院子为中心的郊区生活方式。随着婴儿潮一代淡出舞台，他们需要人们购买他们持有了几十年的资产：房子、股票，应有尽有。他们可以投资“安全”的政府债券，但投资的回报逐渐变得微乎其微，甚至为负。这一系统依赖年轻一代去承担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所承担的责任，但他们却缺位了——原因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和“失落的一代”（GenXers）根本没有生出这么多孩子。他们盖房子、买房子，但从来没让孩子充满他们的房子。

　　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很简单：国内有大量资产急需买家。无论是外国人购买美国房地产、入股美国公司，还是持有“安全的”美国股票——政府债券，他们都在填补一个真空——美国没有足够多的年轻本国储蓄者和劳动者，而且这些劳动者没有赚足够的钱来吸收所有的资产。“婴儿潮一代”等老一代美国人已经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逐渐卸任，随着他们在未来数十年中继续淡出，401（k）养老金计划中的惊人数字将被转化为固定收益，以支持这些退休者的晚年生活。向这些人购买资产的机会吸引了大量美元计价投资，这意味着外国需要获得美元(从而使本国货币贬值)，因此其他国家随即产生向美国人销售商品的巨大需求。而后，很快就会出现贸易逆差。从根本上说，通过提高关税试图解决贸易逆差的手段体现出国家对贸易失衡背后更深层次的金融和人口失衡原因缺乏认识。

　　除了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有降低社会自然利率方面的作用之外，经济学家们还发现较低的出生率会造成其他影响，且大多为负面。当人口逐渐成比例老龄化时，传统制造业将更快衰退而服务业需求会更快增长——这促使经济加速转型，而由于老年人消费更多的服务和更少的制成品，一切对于工人阶层的男性尤其具有挑战性。在政治上，工人阶级、男性主导的民粹主义可能将变得更为可行。

　　年龄较大的消费者往往也更倾向成为某些品牌的忠实用户。经济学家已经认定了特定于人口统计而言的“消费者惯性”(即消费者的消费惯性)在提高企业利润和减缓创新上的作用——美国人不愿尝试新品牌和新产品，改变个人消费模式。总的来说，执拗的个人消费选择意味着老牌公司可以对同样的产品收取更高的价格，新公司将面临想要服务的对象的习惯性抵制。最终，随着公司利润的增长，新老公司之间的不平等将会恶化，而其员工的实际工资则成为牺牲的代价。

　　此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较低对经济增长也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其直接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工人减少、退休人员增多会给劳动者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而间接影响是最近才发现的：二三十年前较低的出生率导致如今创业和竞争市场规模的缩小。需求确实是发明之母，快速的人口增长意味着除非出现难以置信的减薪，否则不断增长的工人数量无法完全被当前企业扩大就业吸收。因此，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自己创业，特别是在随着社会人口、教育和资本的增长时，其创业需求也在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