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打压TikTok，但互联网世界已经攻守易形

　　但随着表层的金矿被挖光，大量刚涌入西部的淘金者被迫开始寻找其他工作，再加上随之而来的内战带来的经济低迷，其他族裔的劳工开始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到华人劳工身上。美国记者亨利·诺顿在书中写道：“华人过于勤奋和刻苦，他们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如果没有高薪的工作，他们就先接受低薪的工作，然后等机会合适的时候和你商谈加薪”[20]。

　　美国人开始认为像华人那样疯狂地工作是“不正常”的行为，这会导致其他美国人无事可做。爱尔兰裔移民丹尼斯·卡尼所带领的加州工人党和时任加州州长约翰·比格勒直接指责华人移民严重拉低了加州的薪水标准[21]，“黄祸论”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最终，在一系列种族主义政治行动的煽风点火下，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将华人劳工拒于美国之外长达数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逐渐废除恶法。

　　勤劳也是错——1882年美国报纸刊登的漫画《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将白人青年找不到工作、游手好闲甚至为非作歹统统归咎于华人把所有事情都做了（BancroftLibrary,UCBerkeley）

　　一个世纪之后，类似的桥段再次上演。八十年代价低质优的日本汽车和家电等商品席卷美国市场，美日贸易逆差达到500亿美元，美国制造业受到冲击。美国两党的政客为了迎合白人蓝领选民，将工人失业率升高、工资福利下降归咎到日本产品，然后开始在全国煽动仇日情绪并带头抵制日货。

　　美国前副总统、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抨击日本的语言颇有现在的特朗普风格，他说：“我们必须停止展示那面白旗（指日本国旗），开始高举美国国旗，并转身战斗，再次使美国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世界第一，挽救失业。如果我们不赶快严肃起来、夺回领导权……我们就是辜负了我们的后代。到时候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日本计算机旁边扫地，或者一辈子在麦当劳做汉堡包。”[22]

　　为了避免“反日爱国”的风头完全被民主党人抢走，共和党人不甘示弱。他们借着日本东芝公司给美国的对手苏联销售机床的事件上演了一出闹剧——三名共和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前抡着大铁锤砸碎了一台东芝牌的收音机。

　　共和党众议员唐·里特、海伦·本特利和埃尔顿·加莱格利在国会大厦前砸东芝收音机（APPhoto）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美国政客带头仇日，老百姓则更加疯狂。八十年代美国反日示威此起彼伏，烧日本车的情况屡屡发生。1982年，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的一名车间主管罗纳德·埃本斯和其继子在酒吧竟然将华裔美国人陈果仁当成是日本人用棒球棍活活打死。根据目击证人的庭上证词，当时埃本斯对陈喊道：“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害的我们没活干了！”[23]

　　最终，美国逼迫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出口严重受挫。这也让日本政府被迫采取低利率货币政策，导致泡沫破裂，日本经济自此一蹶不振。

　　这些历史事件可以反映出很多美国人骨子里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傲慢。美国从建国伊始就自诩为圣经中的“山巅之城”（“CityuponaHill”），殖民美洲大陆的清教徒相信他们与上帝有个契约，上帝选中他们领导世界[24]。19世纪的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更是搬出了“昭昭天命”（“manifesteddestiny”）这样的字眼来鼓动美国白人向美洲西部持续扩张，挤压印第安人的生存空间。

　　美国人从宗教和文化上预设了自己的优越性，因此由美国来改变其他“未开化”的国家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就是一个鲜活例证。

　　早在1914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曾放言“在强有力的西方人手中，中国是可塑的”。1980年美国国会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时，华盛顿的判断是中国正在“市场化和民主化的道路上无可阻挡地前行”。2000年，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对国会保证，开放中国市场不仅会给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提供新机遇，同时也“让中国更了解美国的民主理想，在12亿中国人心中播下自由的种子”[25]。《大西洋月刊》的评论文章指出，华盛顿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目标就是创造出越来越多“依靠个人才智和资本市场工具获得成功”的张一鸣们，并希望借由他们让中国逐渐转变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西式社会[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