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知道分数已上线却因体检出问题仍滞留在初三教室里的二伯曾经是何种心理变化。在我记事直至我考上大学又至他离世的岁月里,他对自己的那段读书岁月几乎闭口不提。他只是仍旧很喜欢读书,仍旧很喜欢钻研数学难题,仍旧很喜欢背许多的古诗词学一些生僻字为知识。只是他再也无法从读书中获取功名,也不再是父母寄予期望的对象,父母的荣光。
他的功名被别人用几块钱换走了,而他又不愿意加入广大的中国农民队伍,却又进不去知识分子的优雅圈子。于是他躲进了那个十几平米的小瓦屋里继续看那些圣贤书,做着自己仍旧是老师的得意弟子、父母的骄傲的梦,一做便不愿醒来。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父亲说我小时候多么聪明机灵。许多诗歌教我一两遍便会背了,自己颠儿颠儿呱嗒呱嗒地念着玩,那时还不会写字,也并不大能了解那些诗歌的含义。可惜时间太久了,而且我也不如小时候聪明机灵了,所以并不记得小时候会背啥诗歌了。记得的唯一最早的一首是五岁上学前班联欢会的时候,轮到我表演节目时背了一首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那时小小的我真是满腹的豪情,对着下面的小朋友指点如此多娇的江山,万丈雄心欲与天公似比高。可惜并没有人正眼看我的凌云壮志,他们都忙着塞满口满口袋的花生瓜子和糖果。
念了学前班开始学写字之后,爷爷就会和蔼地夸我,后来再长大一点,会把会背的诗歌谚语格言之类写在墙上,他心情不错的时候就会给我联句。其中印象最深且至今记得的是“不下汪洋海,难得夜明珠”这句格言的联句。
那是一个夏日的周末,我在墙上画着这句从格言选里学来的话。“不下汪洋海,难得夜明珠”。等我上厕所还是蹓回家去找什么出来,爷爷拿着我用剩的那半截粉笔,一笔一画地在旁边添到:得颗夜明珠,送给何昌锋。昌锋当校长,自己空望空。爷爷写,我在一边念,我记得爷爷的脸是笑着的。可是,当时的我以一个孩子敏感纤细的神经感到,爷爷是笑着的,可他并不是高兴的。现在回想,他不是高兴的,但亦也不是生气的,而是化不开的惋惜和无可奈何。
那几句话一直留在老木屋外的墙上,到爷爷去世在墙上贴挽联时字迹淡了一点,后来再到二伯发狂而死后不久我大学毕业回到家那墙上的字迹几乎没有了。那面墙是离地面最近同时也很平的一块木墙,现在去看只有一米高,一个小孩儿写字刚刚好,而爷爷蹲着联句时我在他旁边大声地念,那天天气晴朗,院子里的树木微摇,清风拂面,时间仿若静止。那时的我是一个爷爷奶奶疼,阿爹阿妈爱,每天只管吃吃喝喝睡,认几个字的孩子,无忧无虑,头脑简单,甚至于会厌烦于这么无趣的日子。
而今,那无趣日子里的许多人都走了。有的是隔着遥遥路途的生离,有的是隔着无法穿越的时空的死别。而在与二伯的离世告别中,我并没有在场,没有看见他失控,没有送他去医院,没有照顾他,亦没有出席他的葬礼。送他去医院、在他发狂无法自理时扒饭喂他、在他被狂症打败瘦得不成样子最终与世离别时给他举行葬礼的都是他唯一的弟弟——我的父亲。
在二伯第三次冲击理想的学校时,在他坐在学校再次去解那些方程式时,再次去背诵“天生我材必用有”时,只有十三岁初二都没读完的父亲自己决定辍学,去揽活干,采石、打砂、学焊电焊、做小工,用一个十三岁少年稚嫩的肩膀和父母一起扛住那个苦寒的家。
在家里花了钱给二伯医治了眼,在家人老师都认为二伯必走无疑的第三年,他考了一个低出他最低智商的分数。而那一年取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名叫何昌锋的一名应届生。这个学生的高中让他的老师感到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而他谦逊地解释自己平时在隐藏实力,不想过于张扬。
在别人家放鞭炮庆祝儿子考上欢天喜地的日子里,我不知道还是爷爷当家长的家里是什么天气,但我知道一定不是晴朗的。二儿子鬼使神差考了一个极低分,小儿子稚气未脱却蓬头垢面满手的茧子。一群女儿打打闹闹半懂事不懂事的。爷爷把满腔的哀愤发向了二伯,第一年差一点考上了那就再来一年,第二年分数够了体检出问题了怪不着谁,医治好了再来第三次,第三次,第三次、、、、、、那时哪个只有半亩薄地的农民家能咬紧牙关送这么多孩子上学?几口粗茶淡饭喂大,该打工打工,该出嫁出嫁。
也许在爷爷的棍棒下二伯说出了考得如此之差的原因,也许没有,毕竟只有智商却没有情商的他被一个高情商的同学忽悠说要保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