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当着各位领导、老师、同学的面,我要在这里表个态。”听到这里,我舒了口气,终于有人要给晓梅伸冤了。
她继续说:“我要向在座的各位保证,对于我女儿的死,我今后再也不追究了。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
我们在火葬场告别了晓梅的遗体,可能被入殓师画过妆,她面色红润饱满,并不像生前的她。火葬场拥挤纷乱,气味刺鼻,从那里回来,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力气,也许别人也是这样。
几天后,送别了晓梅的父母,班级搞聚餐。这个时候聚在一起,有点抱团取暖的感觉,然而这是入学以来最沉重的一次聚餐。班长王平在大一时曾经追求过晓梅,只是没有成功,此时,他已经瘦了一圈,他想和往常一样题词,可一番搜肠刮肚后,好像也没找到什么合适的语言,他像完成任务一般,空洞地说:“经过这件事,我们班更有凝聚力了……”刚说到这里,就有人哭出了声音。王平和其他男生都努力安慰着女生,没什么话,能喝酒的同学,都比以往喝得多一些。后来王平喝醉了,他执着地认为,如果晓梅大一时接受了他的追求,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不幸。
晓梅的教友孙维沉默得让人感到压抑,酒过三巡,他在班主任身边坐下,说:“老师,我觉得晓梅的事情就这样放下不对,即使她父母不想打这个官司,以后我们也应该帮晓梅打。”听到孙维这样说,我忽然感到心里恢复了力气。
原本在喝酒吃饭的辅导员,突然反应很激烈,不以为然道:“孙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觉得揪住这件事不放,就能让她的父母平静吗?就能让她的父母以后也幸福吗?”
孙维还想争辩,但是都被辅导员反驳回去了。我突然觉察到了一种来自组织的压力。
果然,几天后,班会上辅导员说:“你们现在要注意自己的言论,不要到处讨论这件事,这会在社会上造成影响,让人觉得我们学校好像不行了似的。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校园里有很多便衣,平时你们说话,都是有人在听着的。”
“我们说话还不行了?”有同学抗议。
“不能乱说,”班主任说,“现在都有人认为咱们班同学要出去游行。”我暗自想,虽然还没人策划这件事,可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同窗之好,即使游行也在情理之中吧。
“哎呀,谁说的?净瞎说,我们可没要游行。”一个伶牙俐齿、威望超群的女生突然愤愤然说,马上有人跟着点头了。
尽管还十分不甘,但这件事貌似就这样结束了。多数人都受到了惊吓,无心学习,我反复在心里琢磨晓梅之死的前前后后,身心俱疲。
我始终放不下的是晓梅母亲的态度。一天我给自己的母亲拨了个电话,话未出口,我已经哽咽,母亲急得追问了几句,告诉我不需要太拼,最后依然是要我注意身体。
那段时间,我不想与任何人说话,也笑不出来,受一个也在考研的高中同学照顾,每天泡在图书馆。在图书馆坐上一会儿后,我就会感觉心里长出一个透明的水泡,水泡慢慢长大,把我和这个世界隔绝起来,周围所有的声音好像都很远。有时候,旁边的同学说一声:“同学,借过一下。”这水泡就破裂了,可过了一会儿又从心里长出来。
我坐在图书馆,在学习,也在怀念晓梅。她曾想看小外甥——一个人有愿望,说明她真的存在过。想到她曾被医生那么草率地对待,我心里升起对医院和社会的恐惧。也许,医生看到她时,心里想,这不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吗?何必那么认真!
我在为晓梅悲伤,也为自己不安。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考取研究生,知道自己考取后,我深吸一口气,让很多东西都翻页了。
事情过去很多年了,前一阵,一个男生在晓梅的祭日给我打电话,几句贫嘴后,他仍然像当年一样怨愤地说:“唉!咱们班同学,太没人情味!”
对,我不就是这样吗?那件事后,我始终没能为晓梅做些什么,最大的变化就是总是喜欢提醒别人注意安全。
晓梅所有的室友、教友孙维、追求过她的王平、以及事发当晚为晓梅梳头穿衣的伍潇,都沉沦了好久。上一次伍潇又在微信群提起晓梅,令我突然意识到,在那件事里,他的心里创伤一直没有痊愈。于是我又想,那时候学院领导为什么逃避责任,把为死者梳洗的残忍工作推给毛头小孩?传奇中,人往往在灾难中创造奇迹,现实中,人往往被灾难打击成心灵的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