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罚跪故事 办公室桌子下用嘴含着 趴在办公桌上从后面进

　　可是岳母自从入院第二天躺倒，病情就迅速恶化，并没挺过三个月。在我们还没纠结清楚到底告不告诉大姨姐，岳母突然间走了。

　　大姨姐赶回来时，岳母已经火化。她哭着大骂小丫隐瞒岳母病情，导致她们母女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小丫一改往日的火爆脾气，只默默地流着眼泪，任“老大”痛骂。我知道，这是遵守岳母临终前最后对她的交待。

　　大姨姐没去饭店住，而是留宿在家里，她要住岳母生前的那间卧房。我对这个大姨姐的印象停留在二十多年来为数不多的几次回国探亲。每次都很高调热闹，风光无限。她的嘴唇总是或猩红、或艳桃地十分抢眼，金丝边眼镜片后面，假睫毛在浓深眼眶扑扇着，长相倒实在模糊不清了。伴随着街坊四邻投来羡慕目光和啧啧称赞，她来去匆匆，从未在家住过。我没与她说过几句话，总不过是见面时的相互点头招呼，吃饭时吃好喝好之类的客套。对于她来说，我应该算是个外人，我又何尝不是呢。因为小丫的极力反对，我们一家没去过美国，岳母也不例外。不过岳母倒也确实不愿去，大姨姐曾来电话劝岳母，您来看看就晓得了，鸟语花香很养人咧！岳母说，不看也晓得，讲的都是鸟语，花香么，难不成外国花会比咱的花香些？她一生只在这座城市生活，除了唯一一次带着姐妹俩从乡下迁移到城里，连出城都极少。我有些想不明白，这样只知道埋头拉扯孩子的劳动妇女，怎么会憋足劲把女儿送去了地球另一端的鸟语国家。

　　小丫说头疼，早早回房睡了。我晓得她是使惯小性的人，受了一通“她”的哭骂，回房且生闷气呢。我却不能撇下远道来的客人不顾，只得坐下陪大姨姐。

　　唉！妈真是偏心啊！大姨姐从包里拿出烟盒抽一根递过来，我不抽烟的，家里连火机也没备。她掏出打火机“噗”地给自己燃着，深吸一口后，忽然随着喷出的白烟，发出声叹息来。我吃惊，还真是亲姐俩，就连说话语气都相像。我正不知道该如何应答安慰她，可接下来，这位大姨姐竟自动打开话匣子，把压了多年的窝心事倒给了我这个“外人”。

　　刚去美国时，我常想，妈是只爱小丫的，要不怎么舍得我一个人在美国苦熬，她们在国内安逸舒适地生活，根本没法体会我经历的绝望无助。大姨姐坐在我对面，烟在眼前一缕缕地升起，再慢慢消散开，使她那张洗去脂粉真实的脸看起来朦胧不清，没了红唇聚焦，我的视线有些不适应地无法着落。

　　原来，大姨姐在美国过得既不如意，也不风光。挣扎二十多年，还依然只是那所州立大学讲师，一年续约的那种，之前在学校化验室当了整整十七年助理。当年去美国，她缴完三千六的学费，只剩四百美元生活费，她不知道这些钱在美国能坚持生活多久。开学第一天她就去找系主任要求免学费，系主任回答说那是奖励全A学生的，等你拿到全A再来吧。她不得不玩命学习，在国内自以为英语不错，可到美国才发现，教授讲的竟完全听不懂。大姨姐咬牙从生活费挤一百美元买了录音笔，录下课堂内容，课后反复对照字典一句句抠，学期末终于拿到全A。从第二个学期起，免去国际生学费，同本地生一样只交八百美元。可就算八百，她也得拚尽全力地自己想办法打工去挣。

　　大姨姐跟三个中国学生在校外合租房子，每月九十，比住校内公寓省钱。便宜的留学生宿舍，只有公派留学生们才有资格申请入住，迎接国家领导人到访去机场挥舞国旗的，也只有公派生有资格。他们不愁生计，除了听课做好学生，还能各处去旅游，而我们自费生下课就赶着打工，每天睡两三个钟头，还得保证功课不落下。我当时很恨那些公派生，常与他们开玩笑，笑他们是“独宠”（蠹虫）。大姨姐把烟蒂捻灭在我拿来当作临时烟缸的小碟里，碟底有水，发出轻微的“滋”声。

　　我本来是有机会公派的，可惜政审没通过！她悠悠地说，租住的屋子勉强放下床和桌子，晚上睡觉时常会有老鼠从枕头上跑过。可我坚持住了两年，第一个月几乎每晚被吓哭，更想妈，想小丫，想家！我不怕吃苦，可很难忍受那种举目无亲、彷徨无依的孤独凄凉。大姨姐又点着一根烟，透过斜射过来的台灯光影，我看清她眼角深重的纹理。

　　买录音笔的额外开销只能从饮食上省。早、中餐只吃片面包，晚上则是方便面，整箱买很便宜的，每包还不到一毛钱；面包一元一条，临期的可以买两条，她专捡便宜买几条冰冻起来慢慢吃。在美国的前半年，她每月的饭钱压缩在三十块。渐熟悉了环境，才开始出去找工作，曾经闹过笑话，在洗衣店打工没细看洗水标，导致顾客衣服缩水，好在没要她赔偿。去做保洁，结果当天就被辞了，她无意间把人家收集几年的珍贵资料，一堆发黄的旧报纸当作垃圾扔了，当雇主气急败坏地从街边刨回资料并咆哮着“Getout”时，她竟想笑。这样的日子过得漫长又无奈，直到她遇到那个离婚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