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要了我的第一次 我被爷爷吃我的下面 我把爷爷玩硬了爷爷笑了

　　“警察叔叔好，您可真是大救星哇！我们好不容易才突破重围，哦不，车围！”

　　奶奶这时候却突然醒了，一把攥住我：“哎哟喂，你这孩子，怎么又给人警察同志惹祸啦！”

　　然后也不等我们反应，按着我的头给警察叔叔鞠躬道歉。

　　警察被老太太的诚挚热情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连连挥手还礼，放我们走了。

　　我一把揪过老太太宝贝似护着的破塑料袋：“什么宝贝呀，这是。”

　　“咳，啥宝贝，我小时候玩的玩意儿，就破布头！”

　　我打开借着路灯一看，是双巴掌大的绣花鞋，正洋红的绸缎地子上面绣的是两只彩鸳鸯。老太太笑着拍了我一脖溜：“男孩子家家的，看这些干嘛。”

　　然后四下看了看：“你小子可真能跑，带我上这儿来干啥，这都快出城了。”

　　我打电话给老妈，好让她放心。正说着话，后头奶奶拍我。

　　我回头看时，只见她扯着我的衣角：“爹，我们是去看姆妈吧？”

　　我忙收线，点头哄她：“是啊是啊，回家就看到姆妈了啊！”边打开APP叫车。奶奶歪过头说：“我等下告诉姆妈，吃过的疼一点没白吃，因为我懂了疼。”

　　我愣住了，奶奶眼睛里闪着明亮单纯的光，像个小姑娘。她在时而清醒时而模糊的生活里活出了通透。如果人人都有十八岁的眼睛，世间又哪会有那么多烦恼。

　　我又给老妈拨了个电话一一

　　一我知错了；二明天搬回家住，带着奶奶。

　　篇三：爷爷要了我的第一次 我被爷爷吃我的下面 我把爷爷玩硬了爷爷笑了

　　马鞍是个古怪的科学工作者，就像一个女孩用“马鞍”来起名字一样古怪。其实她曾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在她十五六岁的时候，抱着一管萨克斯风混进了乐团。几年过后的某一天，马鞍接到了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好巧不巧的去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还记得马鞍手里萨克斯风的样子。在几个小时的演出中，她左看右看，也没看到这个乐器。自从撂下电话后，乐器盒子从马鞍的窗下搬到了床下，再也没挪过窝。那时的马鞍沉迷于看画展，乐团训练也很少去。那会儿北京城的中国美术馆凭身份证领票进门，门口发票的业务员总在她把掏证件的手伸进小窗口之前，就把票递给她。后来马鞍干脆就不带身份证了。过了看展这个劲儿，她也手痒痒起来，跑美术馆对面买了点颜料涂了起来。又涂了那么一两年，也算是学有所成。每当她抱着板子在798支摊儿，总有人对着她的风景画指指点点，她一说价，人家就跑的影子也没有了。只有一个好处，每当马鞍在街边画着，身边总是围满了来瞧新鲜的人。这让马鞍觉得自己至少还算是个“新鲜”。当“新鲜”的日子很少，不支摊的时候是多数，因为地铁不是两块钱随便坐了，所以过来一趟还挺贵。

　　某一个夏天的夜里，隐隐传来窸窸窣窣的穿衣，洗脸，还有小心的掩门声音，马鞍静静坐在床上听着这一串声音由大及小，由近及远。她知道这是小丰走了，还不想吵醒她。可她一直没睡，但也没动换，更没发出声音让他听见。那时候天灰蒙蒙的，已经有了一丝亮光，北京的夏天天亮的很早，四点半就能看清屋里的全貌了。她和小丰的画被好好的整理成一摞堆在地上，堆到了半个他高。颜料和画板还胡乱的堆在地上。马鞍站起身，一张张看起那些画来。早上六点半，那一摞大多皱巴巴的纸又重新变成乱蓬蓬的一堆，堆在墙角。

　　再看到马鞍的时候已经是七点十分了。她坐在一家护国寺小吃店里，正吃着豆面丸子汤和烧饼夹肉，身边有一个小腿高的皮箱，脚上穿着绑带罗马凉鞋。离那个早上的屋子很远，离一个立交桥很近。这个立交桥下的人行道很窄，只有一人宽，它主要是给从主路引流到辅路的机动车用的，现在上面的某一处堆着一坨可疑的垃圾袋，有些还逾到了旁边的机动车道上。直到下午，才有路过的环卫局车辆发现它们。环卫工人们对扔这堆可疑的物品的某人进行了北京特色的亲切问候，因为他们不知道某人是马鞍。马鞍也没有像漫画里一样打喷嚏，而是继续走她的路。这时候的工人们的状态倒还比马鞍好一些，因为他们头上还有宽大的桥区遮阳，而马鞍由于在烈日下走了4个多小时，已经中了暑，但还在咬着牙继续走剩下的一小时路。那时候的北京刚开始实行垃圾分类，走在路上常常会看见红绿蓝黄四色的垃圾桶呈一排立着。只有环卫工人反对这项政策，因为他们之前只用把一个盛满垃圾的桶咚的一声倒进垃圾车里。而现在他们要把四桶还没来得及自觉分类的垃圾咚的一声倒在地上，再把它们按照四个桶上的标示细细分类。再咚四下。而马鞍留下的一大堆东西，看着就要连咚五下。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东西竟然意外的好办。啊，是木板，塑料盒，还有这堆画，就算可回收吧。咚，马鞍想成为艺术家的故事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