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希夷最有名的诗是哪首 刘希夷和宋之问什么关系

　　宋之问可追索的主要政治生涯始于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在进士及第25年后，宋之问得以供职于武氏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控鹤府，不久又改为奉宸府，宋任左奉宸内供奉。奉宸府是专门为武氏提供内服务的所在，麇集了一群美少年。最初，张昌宗与武氏之女太平公主过从甚密。太平后来将张昌宗推荐给武则天，张昌宗又推荐其兄张易之，兄弟二人皆得以入侍禁中，史称“二张”。宋之问就是在此时厕身其间的。张易之雅爱宋之问的诗才，常令其捉笔代劳，奉悦于武氏。按说，代人捉笔也是一种高级劳动，本无可厚非，但宋之问为了尽表衷心，竟干起了为张易之“奉溺器”(端尿盆)的勾当。致此，宋之问简直把厚黑学发挥到了极致，真正成了一个骚人了，一身的尿骚臭。

　　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三月，就在武则天一命归天，宋之问兄弟藏匿觳觫之时，适逢王同皎等在张仲之家密谋策划，杀死武三思以安王室。谁知隔墙有耳，宋家兄弟恰恰在窗外窃听，随即派宋之逊之子宋昙及其外甥、校书郎李悛紧急向武三思告发，致使王同皎等“五王”很快被捉拿“正法”。凶手是谁呢?《旧传》、《新传》皆说是宋之问主谋，《资治通鉴》说是宋之逊，总之未脱离宋家兄弟干系。正因为此，宋之问不但未被追究潜逃回来的罪责，而且擢升为鸿胪主簿，宋之逊升为光禄丞，李悛做了太仆卿。

　　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武三思作恶多端，激起民怨鼎沸，时人皆曰当杀。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太子李重俊矫诏调集羽林军，一举结果了武三思父子的狗命。三年后，睿宗复位，又将其开棺暴尸。此次虽未见载与宋之问有甚牵连，但景龙中(约公元708年)，宋之问因表现突出，诗才笔健，在群臣应制的百余篇诗文中鹤立而出，深得中宗赏识，再次受到提拔，转升考功员外郎。至此，宋之问的仕途发展到峰巅，史称“宋考功”。

　　在政治的漩涡中，宋之问自认为历练老道、游刃有余，希冀继续升迁。当他认为太平公主有用时就投靠太平公主，并肉麻地写吹捧诗。试读《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青门路接凤凰台，素宸游龙骑来。涧草自迎香辇合，岩花应待御宴开。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递南山作寿杯。此日侍臣将石去，共欢明主赐金回。”这种媚附的手段确也高明，自己从南山上拣一块石头带回家，却认为是主人赏赐的黄金，其肉麻的程度真是无以复加了。在中宗执政时，其女安乐公主在众公主中“尤骄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门”(《资治通鉴》卷209)。宋之问又转身谄附安乐，拿手好戏之一还是写吹捧诗。有《宴安乐公主宅》为证:“英藩筑外馆，爱主出王宫。宾至星槎落，仙来月宇空”。寥寥数语，把安乐公主的宏大势力描述得淋漓尽致，主人自是怡悦陶然。宋之问自以为左右逢源，正醉心于走钢丝之际，他的政治秋千着实荡伤了太平公主。当中宗欲提拔宋之问为中书舍人时，太平公主妒意大发，认为报复时机已到，揭发了他在做考官时贪污受贿的丑闻(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发其知贡举时赇饷狼藉”)。宋之问非但没有做成中书舍人，反而受到惩治，贬到越州作长史。

　　应该承认，宋之问在《有所思》的著作权问题上做得确是高明，使后人缺乏历史的直接证据(人证物证)。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人们透过宋之问丧失人格，甘愿做溜须拍马的小人，甚至不惜为了自己的升迁向国人皆曰可杀的武三思告密等等劣迹，便不难看出他杀人灭亲以窃取著作权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候是非常脆弱的，没有利害之争的时候，可以你好我好，一团和气，可是一旦有了利害冲突，就立马两人仇人相见似的分外眼红。作为一个舅舅，宋之问见财起意，看到外甥居然写出如此绝妙的佳句，居心不良的他自然想据为己有。而作为外甥的刘希夷呢，觉得诗作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尤其是精神产品，当然不愿意拱手相让给没有长辈样的舅舅。于是，宋之问只是稍微改了两个字，鱼目混珠，反正他不仅有权有势，而且还名声在外，不怕别人不信这首诗是自己的创作。刘希夷当然不甘就此罢休，据理力争，把自己是如何创作的，经过了一个怎么样的苦心焦虑的过程，一个个细节和盘托出，为的是希望澄清事实，戳穿舅舅李代桃僵的阴谋。这当然会让颜面尽失的舅舅勃然大怒，一怒之下，自然是让外甥死于非命了。

　　按理说，作为一个文人，应该是一个具有觉醒意识和清醒头脑的人，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代表着人间的天使，在名与利之间，他们更看重名。如果，如果宋之问不是这样阿谀奉承，不是这样媚事权贵，特别是不那么心术不正，丧尽天良，那么他在生前身后就不会如此地遭人唾弃了。翻阅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像宋之问这样只贪图一时之赢，而不追求长久，活着的时候便已经遭到唾骂，活得更像一具行尸走肉，死了则遗臭万年的文人，毕竟还是为数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