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附近的社区中,40岁的TeiJean和她六岁的女儿坐在家中。她们的窗户是封死的,家里也没有玩具、毯子和窗帘。为了防止女儿的呼吸系统感染,Tei竭尽了全力。她说,去年她们家附近的塑料回收厂开工后不久,女儿就患上了呼吸系统疾病。从那时起,这位小女孩已经三次住院,去年在家待了六个月,没有去上学。Tei说:“她的情况一直在恶化。每次出门她的眼睛就会发红。”现在,她的女儿就待在安静、昏暗的客厅里,靠在粉红色小桌子上画画来打发时光。
双溪大年的活动人士进行抗议后,工厂主从去年秋天开始不再焚烧塑料。但双方仍相互敌视。去年4月有人趁着夜晚在两家回收厂纵火。工厂主说这是环保组织所为。我们去看那座垃圾山时,一位保安用手机拍下了我们的照片,然后发给马来西亚所有的回收厂,让他们警惕我们的到来。几天后,工厂主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问道:“你们是跟那些环保主义者一起的吗?”
有一次我们是在一起。一天,在双溪大年附近,两位活动人士带着我们沿着慕达河旁的土路走了一遭。这条河是当地农场的水源。在那里,离一所幼儿园不远就有一座巨大的无证废品堆。桔黄色的水塘散发出难闻的化学品气味,其中充斥着西方消费者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塑料物品——汰渍洗衣液瓶子、PolandSpring矿泉水瓶、GreenGiant冷冻豆子包装袋。当地人说回收工厂把不想要的东西都堆在了这里,这是违反马来西亚法律的。一位自卸卡车司机看到我们后就赶紧离开了(两天后,这堆废弃物被烧掉了,在当地报纸刊登的照片上能看到树丛后冒出的黑色浓烟)。
马来西亚人希望在针对危险废物的巴塞尔公约帮助下让自己免受这样的不良影响,该公约将于明年1月生效,它禁止运输任何有毒的塑料废品,而且已经得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签字认可,但美国除外。
马来西亚官员已经开始阻拦他们怀疑违反规定的集装箱。在一个狂风大作的周日下午,海关官员带我们巡视了槟城的集装箱码头,向我们展示了做好标记,将遣返美国、法国和英国的集装箱船,而且成本由运输方承担。不过,这些遣返行动很快就会在官僚主义迷宫里泥足深陷。一艘来自奥克兰的集装箱船被打上了遣返标记,但它从2018年6月就一直停靠在槟城的集装箱码头。
前环境部长杨美盈相信,严格执行巴塞尔公约前应当限制废塑料进口,而且不光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等周边资源回收枢纽也应如此。人们对废塑料贸易越发不满。她问我:“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成为你们的垃圾场?因为这样对你们来说更方便吗?这不公平!”
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哪怕短暂地思考一下他们的垃圾去往何方。大多数人都假设当他们把垃圾桶推到路边后,一个运转良好的回收系统就会接手。
1月的一个凌晨,我们追踪了Smithtown的垃圾车,后者证明了上述假设错的有多离谱。2020年的第一个回收日,这些卡车在一个垃圾中转站卸下了103吨塑料,而这个中转站曾经是一个功能齐全的资源回收点。2014年,Smithtown通过向迫不及待的回收公司出售废品赚了87.8万美元。现在,他们每年要向垃圾处理公司支付近8万美元才能将垃圾脱手。
Smithtown的困难是美国整体情况的典型体现,而且这些困难在中国发布禁令前就出现了。随着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暴跌,消纳Smithtown二手塑料的市场消失了,而且新塑料就是比前者更便宜。因此,这个Smithtown大幅削减了回收规模,目前只接受质量较高的聚合物,也就是“1类”和“2类”,这是三角形回收标志中的数字。等级较低的塑料,即“3类”到“7类”,再也卖不出去了。在美国,数百个小镇都做出了类似的决定,而且有几十个小镇干脆彻底终止了路边回收。
现在,卡车公司会把在Smithtown收的废塑料送到布鲁克林的Sims市政回收中心。由于Smithtown所在的长岛禁止填埋固体废物,许多低等级塑料最终都在亨廷顿附近的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烧掉了。Smithtown卫生监督员尼尔·席安说,真正的塑料回收几乎已经不可能了:“把它送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成本仍然较低,然后它会以其他形式回到这里。”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这种局面就不大可能出现改变。油气公司正在为今后新塑料的繁荣投入大量资金。跨国巨头壳牌正在匹兹堡附近修建大型综合设施,而匹兹堡是美国的油气压裂开采中心之一。该综合设施每年将生产大约35亿磅(约157.5万吨)聚乙烯塑料(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已决定为该厂减税25年,估算减税额16亿美元)。今年1月,台塑集团获准在路易斯安那州修建价值94亿美元的综合设施,该集团称该设施将创造1200个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