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拿起这本书翻了翻,发现里头夹着一支信封。空的,底部印着一家日本银行的名字。我想起来,这应该是上一次我们一起去大阪的时候,在关西机场换日元时留下的现金信封。大概那次她也带着这本书,后来顺便做了书签。
我下楼换鞋,他们的电影还没看完。房主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孩子。她握着一只冒着热气的搪瓷杯,问我这么晚了还要去哪。,
去鼓浪屿,我说。这么晚还要去鼓浪屿。她笑,鼓浪屿上鬼故事很多的。我也笑,鬼故事我倒是不怕的,我怕我女朋友不回来了。她说,你女朋友?你女朋友今天下午就走了。走了?我问她,走了是什么意思。
她去机场了。她说,然后把杯子放下,替我拉开旁边的椅子,你要不要坐下来喝一点茶?厦门本地的红茶。
我重新上楼,打开行李箱。什么都在,除了那件黑色羽绒服。
喝一点威士忌吧。那两个看电影的男孩子抬起眼皮,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仿佛是香港人,大概二十出头。我觉得自己有点无地自容。这种感觉比当众分手还要难受一些。机票是我订的,当然没被改签过。她是重新买了一张飞走的。难道就因为没陪她上鼓浪屿么。
说真的,我希望是出于这种简单而小气的理由。
但我知道不是的。从今年春天开始,她就已经不想在北京待下去了。看不到前途。她父母在当地有一点点本事,一直计划给她在银行找个位置。之前她曾开玩笑地说,八成以后要嫁给一个替她完成存款任务的人了。我们是大学同学,又都是四川人。虽然念了个重点大学,但学校最好的专业是水产养殖。这几年,我不过是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里干熬。她毕业后又考了一年的研,想考央财,还是没有考上。之后就各种乱七八糟的工作都做过一点。总之没再干过跟会计相关的。其间有两年又想着要么出个国。
大致上,凡是生活中出现了她计划外的路线,她都意兴阑珊的。我大概也是计划外的路线中的一条。毕业后都来北京,我们才走到了一起。大学时各自有过各自的男女朋友。来了北京,两个人就像漩涡之中的两片树叶,旋转中注定相遇,聚拢,贴合,却不知道未来分开的时刻。在一起始终有种临时的感觉。
毓敏要的,不是安稳那么简单的。而我呢,我对什么都是失望。生活除了上班就是加班。永远都睡不够。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照顾自己和别人,甚至连下楼扔一堆外卖盒的垃圾对我都像是一种负担。后来我尽量不点油多或者汤多的食物。这样上班下楼的时候,我一手拎电脑包,一手就能多拎几天的垃圾下去。
或许出于一种对未来悲观的默契,我们都没提过住到一起的事。尽管省出一个人房租来可以干很多别的,起码一年多旅上一次游是够了。
无论如何,我认为,毓敏是个好女孩。她理应对生活失望得比我更彻底一些。不告而别算得上什么呢。至少她带上了她的羽绒服。
今天北京的夜间气温是零下17度。
还是约在沙坡尾,堂妹今天调了休。
她问,你的女朋友呢,还在鼓浪屿?
她提前回去了。我说,如果不是遇到了你,我大概也回去了。
她说,厦门难道就这么乏味。那倒也不是,我说,散心总有散到头的一刻。她说,也对,我就是还没散心到头。
我说,昨天晚上,手的事情你还没有说清楚。她说,你走以后,我又往前走了走,走到妈祖面前去了,朝她拜了拜。我说,心诚则灵。她说,妈祖手里抱着什么东西,我晚上没看清。我说,大概是如意。她说,妈祖的手也好看。我说,神祇雕像,哪里也不能难看。她说,你怎么知道是如意?我说,我刚刚百度的。
堂妹叹口气,想喝一点咖啡,但美式依然烫嘴。她说,这些我都是听我爸讲的,我爸的话,你姑且听听就行。我说,行,你请讲。她说,四爷在的时候,从文管所拿回来了一只手。一个宋墓里出土的,不过是一只唐代的手。那个墓就在城北水库边上,四爷当年亲自参与过开掘工作,90年代的事情。我爸问过他,是佛手吧,四爷说,不是。但是什么的手,他也没说。四爷好像很喜欢那只手,就一直没还回去。
我说,话不要乱讲,四爷大概是为了方便研究,不要讲得跟偷东西似的。堂妹说,随便你怎么理解,重点不在这里。我说,那你说重点。堂妹说,那只手确实好看,不知道是什么石头刻的,我小时候还见过。我说,你都能见过,我怎么没见过。堂妹说,就放在书柜顶上,你天天在那只手底下看书。我说,靠,凭什么没有人告诉过我,凭什么我就不能看一眼唐代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