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于和爸爸的不亲近,关上房间门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我的生活要被打乱了。想着去机场太远而且飞机安检手续繁琐,在出租车上定好了中午的火车票,觉得温州不远4个多小时而已,我想把去的这段时间拉长一点,让我的脑子可以缓一缓。
上了火车之后我给爸爸的战友打了电话,电话接通的瞬间我叫了一声大叔,从小到大,我都叫他大叔,他是我爸爸当兵时的战友,也是爸爸唯一的最好的挚友。眼泪又没忍住,喉咙像被人掐住一样发不出声,艰难地挤出我上火车了,大叔问我有没有告诉妈妈,我回答没有。他让我赶紧告诉妈妈,怕我自己处理不来。挂了电话我又呆坐了很久,等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我给妈妈打了电话。
她在电话里用方言反反复复问我,真的吗?见鬼了,真的吗?见鬼见鬼,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快来吧。
见到他的时候全身插满了管子,脸肿着,耳朵和鼻子里都是已经凝固的血,但我的脑子里却不愿做出辨认,站在病床远远的地方盯着他的脸,然后我走近他,掀开被子的一角,看见他白净的手,他总是特别爱干净,小时候只要我从床上一起来,他总是会赶紧过去把床铺好,床单都要整齐地抚平到没有一点褶皱。他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手上依旧戴着去年他来上海的时候戴着的银戒指,那一瞬间我知道我没办法逃过脑子的辨识,是我的爸爸没错了。
喉咙立马锁住叫不出爸爸,只是握着他戴戒指的那只手轻声说我是成丽,我来看你了。
这时候医生刚好查房进来,看到我就问是家属吗?终于来了,我们出来说一下情况吧。我跟着医生走到病房外。医生小心地问,
只有你一个人吗?妈妈呢?
他们离婚了,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吧。
那你可以做决定吗?
我要等我妈妈来,她今晚到。
好的,那我先跟你简单说一下。“你爸爸的这个情况是没有办法的,昨晚送来的时候呼吸和心跳都没有了,脑干出血,我作为医生,你也不要嫌我说话不好听,能救的我们肯定会全力抢救,但是说白了我们现在把他放在这里插着氧气做抢救,就是为了等你们家属来看一眼。这个情况以现在的医学条件来说,无能为力。好吧,你等你妈妈来了,商量一下需要我们配合做什么再来找我。”
凌晨2点的时候爸爸公司的同事去机场接来了妈妈,她穿着我买给她的红色羽绒服,小小的脚上也穿着我陪她去买的运动鞋,犹豫又快速地伸长脖子朝我在的病房走来。
她看了我一眼,又伏上病床踮起脚尖去看爸爸的脸,确认是他之后又转头看向我,这是爸妈离婚10多年来第一次见面,她眼圈瞬间溢满泪水,然后抬起衣袖擦了擦掉下的泪。问我怎么就这样了?你来的时候就没有睁眼吗?医生怎么说?
在她到之前,爸爸的同事已经叫来了医生找我谈话,反复确认,反复去问,怎么摔的,为什么会摔成这样,脑子出血了吗?出在哪里?CT片在哪里看?能不能做手术?为什么不能做手术?如果做了会怎么样?最好的情况是什么?
脑干出血,开颅下不了手术台,就算开颅活下来,最好的结果是植物人。我把医生的原话一字一句说给妈妈听,为了确认情况,她又去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确认家属信息之后,又把前面的情况重复了一遍给妈妈听。
那我们能做什么?
建议尽早放弃,拖,只是人财两空。
妈妈没有再去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她选择沉默,她知道她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做任何决定,所有的选择和结果都需要我来做出和承受,她能做的只是陪着我。
无论是理智的我还是情绪的我,都没办法接受就这样放弃,于是最初的我,在同妈妈还有姑姑叔伯商量之后还是选择了相信奇迹。
我们在他的病床前守了14天。
从来没有过得那么狼狈,早上7点会被收病房躺椅的人叫醒,然后去医院公用的厕所刷牙,不在乎有没有洗脸,更没有去想擦脸或修眉毛。刷完牙回来病房去倒掉爸爸的尿壶,时刻看着输液点滴,每2小时帮爸爸翻身,妈妈不在的时候一个人盯着心跳呼吸和血压的数字,或者伏上病床盯着他浮肿的脸一直看,帮他擦拭流出的口水,用棉签润湿干枯裂开的嘴唇,清理鼻腔。
在医院的第三天,爸爸的眼皮开始有些跳动,心里依旧存着他会睁开眼睛看我一眼的心态,我一次又一次地去叫医生来检查爸爸的意识,得到的结果都是医生冰冷的回答:人体正常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