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南亚人力便宜,向美国出口又可以避免高额关税。
西部地区如何“说服”沿海供应链的其他环节“向内”迁移,而不是迁出,从而避免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空心化”呢?
这个答案贵州给不了,重庆可以给。
今天重庆有两大制造产业,一是汽车,二是电子产品。
这些供应链复杂的东西,重庆是怎么“一口吃下”的呢?
在重庆吸引惠普笔记本入驻重庆的时候,惠普发现如果重庆的产品还要去上海和广东运到欧洲,那么货运成本和时间就足以毙掉这个计划。
但重庆的官员在翻看世界地图时灵机一动,突然想到50年代就存在的中欧跨国铁路——能不能把它利用起来呢?
当时的重庆市长黄奇帆决定试一试,在国家的支持下,沿线六国的海关到重庆开了个会,但我们的铁总(中国铁路总公司)一开始是拒绝的,担心运输量不够会亏钱。
黄奇帆跟铁总打赌:如果运输量不达标,铁总亏多少,重庆补多少。
当铁路修成以后,重庆没有赔给铁总一分钱。
2010年,“渝新欧”铁路首次运行,终点到德国的杜伊斯堡,全长11179公里,原本需要37天的路程,只需要13天就能完成,缩短2/3的时间,一举改变了重庆通往欧亚大陆的物流格局。
陆运虽然比海运贵1-2倍,但节省大量时间,所以非常适合笔记本这类高附加值产品。
销售端物流解决了,原材料物流怎么办?难道要全国各地采购吗?
当重庆顺利落地惠普400万台笔电生产基地时,黄奇帆又拿着这个筹码,找到了富士康的郭台铭。
他告诉郭:“我今天来,不是给你一单生意。惠普给重庆搞了400万台笔记本,而富士康过去没做过整机,过去只做很多零部件加工。”
“如果富士康来重庆,未来可以得到上千万台份额,既做整机,又做零部件,但我的条件是,必须把零部件基地带过来。”
郭台铭一听就来了神,原本半小时的会面延长到3个半小时,迅速敲定合作。
2009年,富士康和惠普双双落户重庆;随后,宏碁,以及纬创、飞力达等大型笔记本电脑代工企业也入驻重庆;为了给电子产品做屏幕配套,京东方也来了。
重庆摒弃了沿海一些地方(零部件、销售)“两头在外”的格局,选择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集群模式,要求零部件80%以上在重庆本地生产,降低物流成本。
到今天,全世界每3台笔记本就有一台重庆制造。
但你以为重庆光做笔记本就完了吗?有了电子制造业的原材料供应商,重庆又把触手伸向了手机、打印机、显示器、路由器、交换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集成电路、仪器仪表等全品类的电子设备。
比如手机,全国手机产量除了广东、河南,重庆是最多的(2019年1.74亿台)。
重庆要的不是笔记本电脑的“一枝独秀”,而是一整座“产业森林”。
为了服务电子制造业,重庆永川又从广东乃至德国引进培育136家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装备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