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止对年轻人的收割, 生育荒迟早惹出更大危机

　　另一种发现则更加令人惊讶，而且从政治上也难以理解：非拉美裔白人、黑人和亚裔美国人的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但在拉美裔美国人中下降幅度非常大。近年来，随着非法移民的减少，墨西哥的生育率下降开始蔓延到墨西哥裔美国人身上。移民家庭已经安顿下来并逐渐开始遵循美国的家庭规范。在本国和外国出生的拉美裔妇女的生育率都出现了大幅下降。调查人员对究竟什么原因引起拉美裔出生率下降幅度为美国其他族群2倍还未达成共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15年中任何年龄段的拉美裔女性比非拉美裔女性的已婚比例下跌速度快50%。随着拉美裔的结婚时间越来越推迟，其生育率也在直线下降。

　　但短期生育率变化的最大驱动力是经济。虽然并不是指被广泛研究的“男性衰退”概念，但是一些研究表明，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可能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而其它研究指出，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并没有出现更大幅度的生育率下降。虽然有研究支持男性工资和收入的提高会提高生育率的观点，但是男性就业率在过去几年一直在上升，而生育率却在继续下降。在日本、中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劳动力市场男性就业率远高于女性的国家，其生育率甚至低于美国。由于在大多数发达社会中，无论男女都被期望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工资对生育率没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事实证明，父母不算糊涂账。他们知道，挑战一旦有了孩子，他们在未来几十年里都将付出物质和精神上的代价。他们不会仅仅因为找到工作或者今年圣诞奖金更丰厚就决定要孩子——实际上工资上涨可能会鼓励父母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从而抑制生育。人们一生对经济波动（繁荣-萧条周期的大幅波动）的经验比对经济增长的经验更能预测一生中社会的生育率变化，因为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会导致更低的生育率。

　　实际上，生育率的关键经济决定因素根本不是收入。相反，在宏观经济和个人层面，最能预测生育的经济变量是资产价值、净资产和房屋所有权。当租房价格上涨时，生育率下降。利率震荡（Interest-RateShock）导致的抵押贷款支付减少，提高了负债家庭的生育率。当购买新房的价格上升时，较年轻者的生育率下降，而较年长者的生育率上升。出生率在2019年第二季度才刚刚开始上升，也就是说，是在35岁以下美国人的住房拥有率停止下降并开始再次上升的两年后。根据美联储的数据，2016年，20-35岁家庭的净资产根本没有从衰退后的低点回升。在一个生育率已经降至每个妇女两个孩子的社会里，预测生育的最佳经济指标是永久收入。

　　简而言之，影响生育率的经济决定因素不仅仅是人们现在的收入和生活成本，还有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因此，对经济波动的个人体会减少了人们对经济未来的乐观情绪，从而降低了出生率。即使偿债成本很低，缺乏储蓄、推迟拥有住房或者积累过多的学生债务也会降低生育率。因为年轻人都能正确地认识到，他们的长期可支配收入将会更低。生育的经济问题主要不是短期流动性的问题，而是长期生存能力的问题。因此，那些降低年轻人一生可支配收入预期的事情会减少生育，它们包括：破产养老金出台导致更高的未来税收预期、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则、在学校时积累的多年债务、婴儿潮一代的父母因生育耽搁晋升在办公桌前郁郁度过退休年龄，等等。

　　▍低生育危机的负面效应

　　我现在28岁。我们这一代，也就是千禧一代，可能永远也体会不到前几代人所享有的繁荣和机遇。这并不是过度自怜；这只是一个关于美国经济和政策体系变化的简单事实陈述。因为负担不起住房、没有稳定工作，年轻的美国人正在放弃婚姻带来社会稳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生育。他们不断审视着自己和潜在伴侣的未来前景，正确判断出自己的未来极其不确定；他们不太可能负担得起自己渴望的家庭生活，于是理性地选择推迟婚姻和家庭、甚至完全放弃。

　　相反，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重视努力工作的美国人比例很稳定，但重视家庭的比例正在下降。在美国，认为自己的事业或金钱有意义的人与认为家庭有意义的人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并且远远高于认为与孩子或配偶的互动有意义的人所占比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开始谴责《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的德里克·汤普森(DerekThompson)所说的“工作至上主义”，即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强迫感”。这种“强迫感”认为生活的真正意义来自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成就，而不是来自某个社区或家庭。人们习惯去嘲笑千禧一代对“工作有意义”的渴望是多么多愁善感（Snowflakery），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内生的反应，因为这个社会体系正在封锁其它去往“美满生活”的通道。当工作越来越成为男性和女性结婚的先决条件时，许多千禧一代认为，我们不妨让工作本身变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