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止对年轻人的收割, 生育荒迟早惹出更大危机

　　除了与避孕相关的政策外，其它政府政策也很重要。政府政策包括社会保障等代际转移手段，它们产生道德风险，从而降低生育率。从历史来看，生养孩子就是赡养老人的主要手段；而现在，这一赡养支持是国家提供的。反过来，国家需要依靠家庭生养足够的孩子以资助整个社会退休计划。从许多方面来看，扩大养老安全网络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其不利后果之一就是导致生育率的下降。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不要随便夸大这些案例的意义。因为在很多社会中——比如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其养老计划都非常吝啬，生育率甚至会下降到更低。在这些社会中，人们的预期寿命较长，生活水平较高，养老金不足会导致储蓄率上升。因为如果多生孩子会让存钱变得更加困难，所以生更多孩子的成本可能被提高了。在这些社会中出生的孩子往往被逼成为极具竞争力的人，这样他们才有好的就业前景，才能有能力赡养父母。

　　在这些物质和政策的影响之外，还有另一种趋势在发达国家蔓延开来：婚姻的推迟和减少。一个社会中处于生育年龄的已婚女性比例，或者说是初婚年龄，是该社会出生率的最佳预测指标之一。这不仅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因为一个女人一生的生育能力可以通过她15-50岁的婚姻史进行很好地预测。在美国，已婚妇女在某一年生孩子的可能性仍然是同龄未婚妇女的2-4倍。婚姻的减少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有一些值得称赞。例如，延长的预期寿命不再是人们早早结婚的动机。如果生命越来越长，多花几年时间寻找合适的人生伴侣难道不值得吗？与之相关的是，随着年轻人择偶时变得更加慎重，发达国家的离婚率也正在下降。

　　在大多数社会中，婚姻被推迟到其社会文化认可的成人仪式完成之后。在几乎所有社会中，过渡到成年人也意味着教育的结束。这个成年社会的新人将主要扮演教育者和贡献者的角色，而不再是学习者和依赖者。在几乎没有正规教育、对体力劳动要求高、预期寿命短的前现代社会，“成年仪式”来得很早。然而在大多数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对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强烈需求，所有职业类别的受教育年限都不断提高，“成年仪式”的实现时间越来越晚。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人完成学业所需要的学龄越长时，其它关键的转变，包括婚姻，都越有可能被推迟。那些期待“成年”的美国年轻人也并不轻率，他们正确地认识到，社会已经推迟了他们步入成年的仪式。

　　最后，一些研究人员发现，“超越”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更为抽象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角度的考虑退居次位。在过去，人们有更多的孩子并不是因为这是一种必须，而是因为这是他们的责任：对上帝、对他们的家庭、对他们的人民，或者仅仅是对于“人性”。这一理论得到了美国研究的有力支持，根据该理论，生育率代表了个人受“自身是跨越寿命的超越性群体的一部分”这种想法的支配程度。如果基督教社会、美利坚模式的试验或者物种的延续对你来说很重要，那你就要有孩子。但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预期寿命更长，生育成本更高，实现“超越性群体”的“价格标签”已经上升。因此，很少有人还在持有这种价值观；反过来，也很少有孩子是伴随这样的价值观长大的——这种循环的最终结果是低生育率陷阱。当生育率与人口替代率相等时，能够保持社会人口稳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代际之间社会规范上的变化使得生育率不可能再回到这一水平。

　　上述对低生育率的探讨能够很好解释生育率为什么从20世纪60年代每个妇女平均生育3-7个孩子下跌到现在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3个孩子，但是其无法阐明为什么在最近十年中每个发达国家的出生率都在暴跌。过去十年中，芬兰对待“超越”的态度、避孕方法的普及、城市化以及雇佣劳动程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出生率从2010年的1.9（生育子女数/每位女性）下降到今天的1.3（生育子女数/每位女性），这是难以置信的。

　　研究人员对最近的全球“婴儿荒”提出了许多短期解释，随即有学者提出长期解释，指出长效可逆避孕措施比过去的技术有效得多，而且正在被迅速推广使用。而另一种观点是，正在崛起的一代只是看重工作更多、家庭更少，因此当他们的生育高峰期到来标志着出生率的突然下降。还有学者的观点认为，结婚年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上升，但最近到达了某种临界点，使得具有较高生育倾向的年龄群体受到影响。此外有观点提出，生育率降低是因为人们太喜欢宠物了。这些解释带有一定程度的煽动性，可能都包含部分真理（除了“宠物说”是错误的——2018年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如果我们控制年龄变量，养宠物的人实际上比不养宠物的人有更多的孩子）。